我的老家有台织布机,是楝子木做的,又大又老又笨重,那是我母亲的嫁妆之一。
我的童年就是伴随着母亲“呱哒、呱哒”的织布声度过的。现在一想起那台织布机,就想起黄道婆把纺织技术传遍大江南北直至海南岛,就想起汉乐府中《木兰辞》“即即复即即,木兰当户织”的历史与典故。但是,我母亲的织布机却充满了辛酸与劳苦。
我母亲出身在小康之家,外祖父是南葡芦村的私孰先生,无党派民主人士。母亲虽然算不了大家闺秀,但也算是孟子后代属名门望族。外祖父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授人一鱼,不若授人一渔”,“家产万贯,不如薄技在身”。按照这一理念,母亲在娘家为闺女时,就拜当村一冯姓织匠为师,跟从他学习纺织技术。待到出嫁时,外祖父除了陪送了传统的桌椅板凳橱柜等八大件之外,又给母亲一台织布机。
这台笨重的织布机,刚来我家时并没有派上用场。我祖父祖母也都是生意人,全家经营着面食——芝麻烧饼,还有几十亩山岭薄地。虽然不算是小康之家,但年吃年穿还无虑。所以,母亲的织布机一直闲置在一边。但是这种好日子没过多久,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村里饿死许多人,正赶上我开始上小学,家庭生活极其困难,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榆树皮都扒光了,花生壳也磨成面拌着地瓜面蒸窝头吃。我坐在炕上,父亲给我一片地瓜干,我吃着竟比烧饼还香甜。母亲老是对父亲发脾气:“你看孩子饿成皮包骨头了,嫁给你这个没能耐的男人,只知道为生产队拼命,就不知道挣钱养家糊口!”父亲只是无奈地摇摇头,又去默默无闻地干生产队的活儿。
万般无奈之下,母亲从娘家请来冯老师,把那台老式织布机安装起来,在村里收了许多纺线,就开始用面浆浆纱。浆好的纱要找一个宽阔的打麦场凉干,然后用棕刷子刷棉纱。在炽热的太阳光下,母亲汗水淋淋。我在打麦场边柿子树下玩耍,或看蚂蚁上树,或去捡树上落下的柿子萼。母亲把浆好的棉纱卷在织布机经线的卷轴上,回家安装在织布机上就可以织布了。
“呱哒,呱哒......”织布机响个不停。母亲白天织,晚上挑灯织,日月不停地织。我在母亲的织布声中睡去,醒来仍旧是母亲的织布声。我偷偷看着母亲,母亲眼里没有眼泪,只有那全神贯注坚定不移的目光。若干年后,我在大学里读到海涅那首著名的诗《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忧郁的眼里没有眼泪,他们坐在织机旁,咬牙切齿: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我们织进三重詛咒,我们织,我们织!”就想起我那可怜的母亲,用她那稚嫩的臂膀和那台老式的织布机抗起生活的压迫,同时也诅咒那极左的年代,虚幻的理想换来的是饥寒交迫的生活。
母亲的织布机就象一架钢琴,重叠架构。北方的织布机就象北方人,粗老笨重,它由机身、纱轴、梭子、蓖子、踏板、卷布轴等组成。所谓的经纬分明,就是指经线是提前浆好了的,不经过浆纱这道工序,纯棉纱就会绞在一起,每条纱线就不是独立的一条经线。母亲织布,既像是弹钢琴,又像是在舞蹈。右手高高抬起,拉动牵绳,使梭子来回穿越,把纬线扎进经线中。左手把握蓖子,梭子穿到左边母亲的手一拉,然后再推出,梭子又穿到右边,母亲的手再拉回来,目的是把纬线扎紧。只有这样才能使棉布织得结实。与此同时,两只脚也要有节奏地上下踏板,使经线轮回摆动交织而成棉布。四肢的协调配合非常重要,不然就会很慢,织出的布也不会密实。快的时候需要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因为不是电动,而全靠人力。母亲常年织布身体老是一个姿势,久而久之,母亲的右肩就比左肩高,两个肩膀不平衡,母亲走路就倾斜着身子。
母亲把织好的棉布拿到集市上去卖,一匹布才卖十五元。我上小学至初中的学费就是母亲的辛苦钱换来的。乃至后来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学费也都是母亲的血汗钱换来的。那时候,父亲劳动一天,只挣十个工分,折合人民币是0、25元,一年下来还不足一百元。这就公社化时期劳动人民的真实写照。相比之下,母亲织十匹布就是一百五十元。我们全家七口人,就靠母亲织布养家糊口,同时供我们姊妹五个上学。
母亲的织布机是我们家最先进的劳动工具。正如美国诗人惠特曼所言:“我发现一切进步寓于各种机器之中和商务的劳苦之中,寓于田间的劳苦之中,我发现永恒的意义寓于其中。”人间没有止境的自尊和需求,难以言传的快乐和悲伤,都织进这白色的棉布里。当我有了阶层的认识,才知道母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她应该属于产业工人的行列;当我看到外祖父白发须须时,才认识到他是多么富有远见卓识,是他给我母亲的织布机使我们全家赖以生存下去,不至于像其他人家那样去沿街乞讨。母亲织了二十多年的布,手脚都磨有老茧,身体也严重变形,左肩低右肩高,走起路来也严重倾斜。直到我有了工作有了孩子,她才结束了织布劳作,到省城来给我看孩子。
然而,有一次我却伤害了母亲的自尊心。随着我工作的变动,社交圈子的扩大,越来越要面子。当时,母亲不愿意在我家吃闲饭,孩子入托之后,便去卖冰糕,目的是给我这小小的家庭增加点收入,减少开支。母亲吃苦耐劳的精神又一次迸发,她起早摸黑大街小巷去卖冰糕,一年下来也能挣个千数块钱。有一次,她在儿子的学校门口卖冰糕,一位同事见了回来给我说:“你母亲真辛苦,大热天还在学校门口卖冰糕呢!”下班之后,我一边吃晚饭一边数落母亲:“请你以后不要再在学校门口卖冰糕,多丢人!”母亲一听就生气,说:“我卖冰糕是凭劳动挣钱,不偷不抢,有什么丢人的?”“你是不是嫌我老了,丑了,给你丢人啦?那好,我回老家,再也不给你丢人!”我看母亲生了气,浑身发抖,就连忙赔礼道歉。妻子也埋怨我说话不好听,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怎么对咱妈这样说话?母亲这才消了气。
母亲跟我生活二十年,前年过了七十二岁,父亲也已经七十六岁,说什么也要回老家,叶落归根,不愿意老在外边。我与妹妹弟弟协商一致,出钱给她老人盖了三间老年房,回去安度晚年。等新房子装修好之后,搬家时又置办了一些新家具,那台又老又笨的织布机没地方放,三弟说卖了吧,母亲死活不同意。我知道,那台织布机对于母亲意味着什么。就劝三弟别卖了,咱也不缺那几个钱,留个纪念吧!
那台织布机至今还在屋里摆着,上面结满了蜘蛛网,网上有夏天碰撞的蚊子。母亲时常抚摸着织布机唉声叹气:“如果当初有台电动的织布机那该多好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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