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著名作家说过，床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我们晚上上床睡觉前，想到没有完成的工作总觉得睡觉还太早，但是，我们早上同样不愿意早起床。我们每天晚上下决心第二天早上一定要早起，但是，我们每天早上还是在床上伸懒腰打呵欠，磨磨蹭蹭不愿起来。 然而，大部分杰出人物起床都很早。彼得大帝总是天一亮就起床，他说：“我要使自己的生命尽可能地延长，所以就尽可能地缩短睡觉的时间。”阿尔弗烈德大帝在破晓前起床，哥伦布在清晨的几小时内计划寻找新大陆的航线，拿破仑在清晨考虑他最重要的战略部署。哥白尼习惯早起，古代和现代的许多著名文学家都习惯早起。诗人布赖思特五点钟起床，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天亮就起床。我们所熟知的很多重要作家都起得很早。另外，华盛顿、杰斐逊、韦伯斯特、克莱和卡尔霍恩等政界要人也都习惯早起。 丹尼尔·韦伯斯特经常在早餐前写二十到三十封回信。 瓦尔特·司各特也是个非常守时的人，这就是他取得众多成就的秘密所在。他早上五点起床。他自己曾经说，到早餐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一天当中最重要的工作。一位渴望有杰出成就的年轻人写信向他请教，他这样答复：“一定要警惕那种使你不能按时完成工作的习惯—我指的是‘拖延磨蹭的习惯’。要做的工作马上去做，做完工作后再去消遣，千万不要在完成工作之前先去玩乐。” 要养成早起的好习惯，这一生活习惯的巨大价值怎么说都不为过。对一般人来说，一天睡眠八个小时就足够了，七个小时的睡眠其实也不算少。如果这个人身体健康，在床上躺八小时后，他就应该起床，很快地穿好衣服去工作。 “我有些朋友遭遇了一种特别的不幸，”美国联邦主义的倡导者汉密尔顿说，“在上帝造人的时候，他给人规定了一定的工作量，同时还赋予了人支配时间的能力。这样，如果他们准时开始工作，并且一直勤勉不已的话，最后时间刚好与工作量一致。但是，许多年前他们就遇到了一件怪事：有一部分时间无缘无故地丢失了。他们不知道时间是怎么丢失的，但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时间确实少了。就好像本来有两条线段，但其中一条比另一条短了一英寸；工作和时间并列平行，但是时间总是比工作少十分钟。他们去寄信的时候邮局的大门刚刚关上，他们到达港口时正好看到轮船起航，他们赶到车站时火车刚刚开走。他们没有违反承诺也没有渎职，但是做任何事情都刚好晚那么一会儿，就因为错过很短的一刻钟，他们竟然什么也干不成。” 有一件事情就像婚姻一样神圣不可亵渎—那就是约会。一个不守约的人，除非理由充分，否则就是个十足的骗子，他周围的整个世界就会像对待骗子那样对待他。 “一个人如果根本不在乎别人的时间，”贺拉斯·格里利说，“这和偷别人的钱有什么两样呢？浪费别人的一小时和偷走别人五美元有什么不同呢？况且，很多人工作一小时的价值比五美元要多得多。” 华盛顿总统四点钟吃饭，有应邀到白宫吃饭的国会新成员迟到了，这个时候华盛顿就会自顾自地吃饭而不理睬他们，这使他们感到很尴尬。华盛顿经常这样说：“我的表从来不理会客人有没有到，它只问时间有没有到。”他的秘书找借口说，自己迟到的原因是表慢了，华盛顿回答说：“那么，或者你换块新表，或者我换个新秘书。” 富兰克林对总是迟到却总是有借口搪塞的用人说：“我发现，擅长找借口的人通常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擅长。” 拿破仑有一次请元帅们和他共进晚餐，他们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到达，他就旁若无人地先吃起来。他吃完刚刚站起来时，那些人来了。拿破仑说：“先生们，现在就餐时间已经结束，我们开始下一步工作吧。” 约翰·昆西·亚当斯也从不拖延时间。议院开会时，看到亚当斯先生入座，主持人就知道该向大家宣布各就各位，开始会议了。有一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主持人宣布就座时，有人说：“时间还没到，因为亚当斯先生还没来呢。”结果发现是议会的钟快了三分钟，三分钟后，亚当斯先生像往常一样准时到达。 韦伯斯特在上学时从不迟到，在法庭、国会和社会公共事务中他也同样准时。在日理万机的繁忙生活中，贺拉斯·格里利每次约会都会准时到达。《论坛报》上很多睿智犀利的文章都是他在其他编辑悠闲地等着和别人一起消遣，或会议迟迟没有开始时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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