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誉母亲
一
心里一直有两扇门,一扇在左,一扇在右,不朽地给母亲开着。母亲的影像,在这里如滚烫的开水日夜沸腾,鲜活于深深的岁月。
如果女人是水做的,那么母亲则是血的化身。我有两个母亲,一个亲生,一个是大娘。去年的这个时候,大娘去世了。仿佛走得很急,身边没有任何人,弥留人间的眼神究竟是哀伤,是从容,还是坦然,已经无从知晓。
站在村外的原野,一切平坦如旧,耕种过的稻田和草场依旧洋溢着泥土的气息。虽然这里没有高度文明,没有秀丽山川,但在这片昏沉之中,却潜伏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尽管有时会感到由衷的难受,而其影响已然深入内心。
犹记得,那个冬天,十分的寒冷。风像一个魔鬼,张牙舞爪地怒号,一团团的干草被风卷起,空气里透着一股刺骨的寒意。当我匆匆地朝村口的一间草屋走过去时,只见一个女人的身影在草屋的侧面不断地堆着一捆捆草垛,以挡住暴风的侵袭。
女人的头巾被风吹的老远,凌乱的头发几乎遮住了整个脸。站在她的身后约有几分钟,竟未一丝察觉。我上去帮忙时,她才回过神来,放下手中的活,对我说:“放学回来啦,怎不回家?你妈还等着你呢!”我问:“长生哥呢,这事他咋不来做?”。大娘微笑着:“去上庄了,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这一年我刚十六岁,在公社中学读书。望着站在风里的大娘,望着将要被风吹倒的茅草屋,心不禁一阵阵的紧了起来。
大娘不是我的亲大娘,只是在我小时喂过我奶,可以这样说,我的血液里至今还留存着她甜润的乳汁,滋养着我每一天的成长。我要上前帮她,却遭到其极力的反对。我知道,大娘是怕我正长身体的时候,不想让我累着,其实我已经习惯了,因为她从未产生过让我受一点苦的念头,一丝也没有。
大娘不是本地人,她的娘家是河南那边的,具体是哪县哪村,大娘自己也说不出,听我妈说,大娘十来岁时被拐子卖到村子里四十几岁的光棍汉老水家做养女,十八岁那年就嫁了,一件红上衣便让她成了真正的女人。据说大娘在穿上这件红色绒衣的那一刻,也是很漂亮的,尽管她的左脸颊深刻着一块黑色胎记,还有人道出这么水灵的姑娘怎么就给了哑巴做媳妇呢,可惜啦。哑巴家住在村口,那间在风雨中飘摇多年的茅草屋,还是在他爹手里盖的,不知翻盖了多少次。
起初大娘不同意这门婚事,倒不是因为哑巴家里穷,而是觉得自己虽然有点丑,但想嫁个比哑巴好的总还是有希望的。然而养父总是说哑巴人好,老实又勤快,跟着他日子不会太苦的。其实大娘哪里知道,养父曾经欠下哑巴爹的7块钱,总也还不上,才咬牙答应闺女长成人了给他做儿媳妇。养父虽然这辈子活得窝囊,但却很讲信用。关于大娘的婚事,村里人大多也是想不通的,这个窝窝囊囊的老水是不是吃错药啦,连最后养老的本钱都交到一个哑巴手里。
当接过哑巴爹递过来的十张五元的纸票时,老水捧着嫁女的礼钱,眼睛充满了红红的血丝,若从医学角度分析,这血丝不是熬夜造成的,乃是泪水的延续,这样的眼睛大致不会闪现什么光芒,只有浑浊,浑浊中又透着悲凉与无奈。
我不知道大娘为什么不反抗,就这个遥远且不切合实际的问题,我多次问过妈。妈只说人都是命,命里安排的,谁也拗不过,即便拗过这个劲,其它的坎也未必好过。从此刻起,在我少年的时光里略略知晓了人可以由天注定、命安排的道理。且不管这个道理的存在究竟有着怎样的科学依据,但在大娘一生的悲苦中,仿佛在一一印证。
二
冬季一过,春天而至。生产队开始忙起耕种,哨子一响,男人们荷锄提锹、牵牛拖犁;这个时节,女人的事不多,大都靠在墙角缝衣补袜,享受着春光的沐浴。大娘自然也不例外,此时她已经是个准孕妇了,正如父亲老水所说的那样,哑巴对她百般疼爱,像护花一样护着,恩爱得连村上的妇女们都万分羡慕。在人堆里,在田野里,哑巴成天高吼着嗓子,哇哇地,像狼叫,风一般漫过原野和村庄。
大娘产下第一个儿子,已经是炎热的夏天。太阳疯了似的,日甚一日,龟裂的田野里,从早到晚笼罩着抖动的热浪。大娘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嘴里冒着热气,双唇干裂,上面凝结着一丝血痕,牙齿一会咬着,一会张着。听妈说大娘生头胎吃了很多苦头,三个小时才分娩,连接生婆都出了一身的冷汗。
这是大娘做女人之后经历的第一次痛苦,当然这样的痛苦是建立在欢悦基础之上的,这样的痛苦也是很快就结束的,类似于现在的国考,通过了便如死亡线上走过一般,尔后则是秋红点点,春意无限。
那个时候,爱情是个灰蒙的字眼,在这荒凉的乡村,似乎没有什么市场,村里的妇女汉子最关心的就是入夜欢爱,日出而作。大娘和哑巴这对年轻夫妇,同样如此。不过,其他夫妻可以互相的语言交流,互相的骂来骂去,而大娘是完全做不到的,至多靠着灶台自己跟自己说话,因为她的丈夫与生俱来就是个牙牙学语的大婴孩。物质匮乏的年代,漫漫长夜,大娘怎么过的,不得而知。我妈说,哑巴持久地对她好,大娘也从未有过嫌弃哑巴而闹死上吊,或许这就是爱情。
若从大娘的生活情形来看,大抵是与爱情着边的。刚新婚时,虽然没有语言交流,可两个人在一起恩爱,乃至有了孩子,确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可能少女的心灵和肉体,像溪水一样流动在哑巴身上,那种忘我的欢乐,甚至可以造出第二个自我,才使得他们成了彼此取暖的源泉。也许我会觉得这是最低级别的情爱,起码没有心灵的共鸣做基础,那种肉体的迷糊消融,燃烧起来的温柔之光,很快就会像露水一样消失。当然,大娘只有十八岁,就按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法律,仍然未达法定婚龄。她顺从养父的安排,具有一种无以名之的成分,似乎只有冰冷地接受,才能够风平浪静。
大娘与我妈同岁,之所以喊她大娘,因为比我妈多吃几天饭,多喝几天水。其实,小时候我很排斥大娘,大概就是不喜欢瞅她的脸,那道深深的黑色疤印,始终让我沉浸在恐怖的泥潭里。自从她喜欢用一个红布头巾遮住半边脸后,我才愿意接近她,是不是大娘有意识的这样做,我不清楚。我只知道大娘的心透明得像晶体玻璃,映照这里的一切风物。
三
三十年前,我14岁。农村刚刚实行土地责任到户,大娘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的比我大三岁,小的与我同年。我和这俩兄弟一起上学读书,一道下河摸鱼,胜似亲兄弟。大娘看我们亲密无间,乐得眼睛含满了笑意,常端着饭碗来我家,坐在我妈的身边,说起我和他的儿子。或许两个女人的心长系,言相通,两家的关系犹如一根被线穿起的纽带,不可分割。
印象里,大娘说话的声音很好听,我觉得这是老天爷对她的眷顾吧,悦耳的脆梨声像唱歌一般,鲜花一样温柔,弥补了胎记黑色疤印的缺憾。我很少见过她发火,也不知她发脾气时究竟是啥样,像骂街的泼妇,像怒吼的狮子?当然我也不想知道,因为大娘发火,必然遇到了万分愤怒的事情,那会很痛苦,很伤心。我不希望。
村里人都很善良,平时少见这家跟那家争斗,即便有了怄气的事,也是因为小孩玩耍引起的。有年夏天,我和大娘的小儿子明强依旧去河边摸鱼,也许是阴天的缘故,鱼都潜入河的中间,没捉几条鱼。我们身上没一寸干的,已近入秋的季节,身体不免感到一丝丝的凉意。于是,我提出在河岸上那些小洞里去找找螃蟹,明强嗯嗯地应着,没有反对。
在河岸的小洞里摸螃蟹,是有些风险的,摸着摸着就会掏出一条细细长长的蛇来,这般惊吓,我是体验过的,所以就整出经验,先用一根细长的木棍在洞里摸索一遍,若觉得安全了,才把手伸进去。就这样,我们掏了一阵,却也掏了许多黑而小的螃蟹,像是仔蟹。明强说他肚子饿了,我说你继续掏,我去菜园地里摘几根菜瓜。菜园地很近,没走几步,我就在一片绿茵茵的瓜地里,寻到四、五根大菜瓜。说是摘,其实就是偷,虽然顺手牵羊般地得手,其实心里还是有些发怵的。我匆匆溜回来,递给明强两根菜瓜,明强高兴地朝我竖起大拇指说,比牛皋都厉害,那时明强喜欢听刘兰芳的《岳飞传》,谁胆大就把谁比成牛皋。大娘曾经当着我的面,摸着明强的头说,这小子就听你的,你要好好带着他。
而我呢,总是违背大娘的意愿,没有一次不辜负她。就捉鱼摸蟹那天,我偷菜瓜的那次,明强刚咬一口甜润的菜瓜,我的身后就传来一阵咒骂声,是一个妇人的声音,刻薄、狠毒,像一把锋利的刀子。明强虽然喜欢评书里的小英雄,真遇上场面,胆子却如豌豆那么小。他快速地扔掉手中的菜瓜,躲到河边的一畦小竹林里。菜瓜的主人生怕我跑,紧紧地掐住我的胳膊,一路骂,一路走。反抗时,我不禁回头,发现明强一个人怯怯地跟在后面,看不到正脸,左腿拖着右腿,一副不肯走快的样子。
到了村口,恰好碰上在池塘刷锅洗碗回家的大娘。此时,妇人还在无休止地骂着,大娘上前奋力拉开妇人那只死死掐住我胳膊的手,眼睛里闪闪的像是烧着什么东西。当知道妇人怒骂的起因后,当即问我,明强在哪儿,我随手指着后面。大娘顺着我指的方向跑去,一把拖着明强来到妇人的跟前,抬手照着明强的脸就是一巴掌,然后叫明强跪下,明强不跪,刚要说什么,却被大娘抢过话来,陪着笑说,大妹子啊,你可能搞错啦!这事肯定是我家这个傻小子做下的,别冤枉了好人,说完又朝明强的屁股上踹了一脚。我顿时惊异于大娘的所言所说,张着嘴巴,静静地望着大娘。
虽然大娘这么说,妇人却不依不饶,坚持说是我偷的菜瓜,并且亲眼看到。大娘极力反驳,语气已经升温了:“别再争了,决不是小勇偷的!”此刻再看大娘,那张郁怒的脸,有如雷电之将作,似有暴风雨来临。妇人的声音,开始低调很多,语气也缓和下来。这件对我来说很不光彩的偷瓜之事,最后由大娘赔了两块钱了结。
之后,大娘耐心地嘱咐我,就是再苦,再饿,都不能偷人家的东西,人家也不容易,辛辛苦苦种下的瓜被人偷走,也是不好受的。我和明强在一旁聆听,毫无表情。
但大娘的脸上分明挂了几颗泪珠。
四
夜在浓缩,两块钱却在慢慢放大,始终浓重并充满色彩,以其惊人的速度开始在我的心河奔流,镌刻在我的记忆里,向我一遍一遍讲着严酷的童话,不失张扬,不失真诚。
以后的日子,我逐渐长大,平静地读书。大娘按部就班地生活,两个儿子也早早退学,一个学了木匠,一个学了瓦匠,几乎没有什么变化。1990年十月,天好像突然塌了一样,悲痛和绝望如约而至。哑巴一人远在昆山的某工地做建筑工,在一个夜里,发病猝死,工地老板不愿赔偿,再说当年相关法律的空白,自然就成了赔偿的障碍。我父亲与工地老板吵了一夜,只争得微薄的安葬费用。
仿佛一切都安息了。天空永远的失去色彩,风也在静止当中。我跪在哑巴的坟前,和大娘一起烧着纸钱,任泪水化作一缕尘烟,缥缈于安静的墓场。两个儿子似乎都继承了父亲的沉默,面对父亲的新坟,没有更多的哭声,只是一动不动。大娘呜咽着,用手摸着明强的头,眼泪不断地流。此刻,我看见明强那张阴郁而忧虑的脸上,透出一种无言的悲伤,而他哥哥的表情则是木然,抑或有些呆滞,从他脸上看不出失去父亲的悲痛。
当时我就觉得有点惊疑,后来才知道,他在外面打工时结识了一个外地妹,恋爱了很长一段时间,把准备盖新房的积蓄全部借给了她为弟弟治病,钱借出后,女孩就没踪影了。曾记得,明强的哥哥以前也是个很热闹的人,没想到遭遇挫折之后的他却判若两人。也不知人世究竟有多少苦难,本就泡在苦水中的人,却总是连遭风雨来袭。我不知道大娘心里到底装了多少苦,总是把苦一个人背着,竟还平心静气,安于祥和。
在吃哑巴的“回山酒”那天夜里,大娘当着众族人的面,告诫大儿子,要为家族争脸,不要失掉男儿志气;你们年轻人在外面都要本分做人,苦我们不怕,怕的是没有骨气。这个夜里,大娘说了很多,声音虽微弱,在我心里却掀起一阵强大的波澜。
尽管大娘的话语具有振奋人心的穿透力,但失去父亲的家庭却始终难以恢复到往日的情境。大娘含悲忍泪,苦口婆心地日夜劝着两个儿子。后来明强的哥哥长生倒像是被逼走的,什么行李也没带,连夜搭乘一辆货车去了昆山。其实谁都清楚,大娘也是没办法,一家人守着几亩地,盖新房娶儿媳妇,那是万不可能的。光凭这一点,也是要豁出去,不能吝啬那分文不值的所谓儿女绕膝的欢乐,因为这样的欢乐明显有着虚假的成分,真正的欢乐是需要物质做基础的。
离别的苦味固然透着凄凉,透着心酸;但在大娘看来,只有如此才能使得她的大儿子长生重获新生。眼下,最让她放心不下的就是长生,她不相信长生就这么可怜下去,挫折决非永远。
长生去昆山的那天夜晚,天开始下起大雨,一连十天半月地下。大娘的草屋显然经不起暴风骤雨的侵袭,屋顶已经被掀起一个窟窿,淋得堂屋里遍地都是泥水,草屑乱飞,满目的不堪。那天,我正从南京赶回家,看到大娘只身在木梯上往屋顶送草,然后攀上屋梁将草一层层铺在房顶上。当时我顿觉心里一阵阵的酸楚,连忙叫大娘下来,我说上去给她盖,她依然像以前那样,拒绝了我。我说,你再这样,就是疏远我啦。也许是我的执意触动了她的内心情脉,终于如我所愿地帮她一次。
大娘看我这个从未干过活的后生,拙手笨脚,便只让我站在梯子上给她递草,我知道,她想到的是我的安全。当时我非常恨自己太无用,不能帮大娘很多。我问大娘明强在哪里,她说去人家做木匠活了,如果不去的话,人家定会另找别人的。我说,你咋不叫我父亲来帮你;她说,你爹也忙,一个小厂子办得那么艰难,哪能再去烦他啊!
听着大娘的一番话,我无语凝噎,顿感绝世的善良与无私震撼心房。我不喜欢黑夜,但黑夜里的那道微茫,永久地在黑夜中竭力地支撑着,也许大娘自己并不清楚,甚至不以为贵,但却令我终生难忘。
五
时常有一个心愿在内心祈祷,希望大娘的日子逐渐好起来,像春天的树一样开出生命之花,哪怕再普普通通的日子,只要是平静的,和谐的,且充满着绿意的。
总有一个词,在慢慢成长的过程中萦绕心头,愈烙愈深。一直对它有种难以言传的情愫,那就是——坚持。我总觉得它的存在很美,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当岁月的风车滑过阡陌红尘的朝朝暮暮,在每个特定的年轮中,都会留下褶皱的印痕。
在我印象中,大娘自哑巴死后,再没有嫁过,甚至没有与其他任何男人有过情感的关系。这不仅令村里人感到新奇和疑惑,也曾使得我的父母格外的尊敬和惋惜。当然,一个中年女人过早地封杀自己的情感,想必会承受无以名状的痛苦。妈也曾劝过大娘再找一个合适的上门入赘,以缓解家里沉重的负担。大娘说,这辈子不想再嫁人啦,一心一意地守着两个儿子,希望儿子们早点成家立业。
在农村,寡妇的日子不好过,儿子们常年在外谋生,田地里的活又脏又累,村里的光棍汉主动上门帮忙,大娘统统拒绝,似乎接受帮忙便有损她的自尊,即便死缠乱打的光棍汉,最后也都在大娘的坚持下而败下阵来。因此,大娘在当地竟被人戏称为“铁娘子”,不过也有人说大娘是“假正经”。但不管这些戏称如何的褒贬,都不影响大娘的情绪和生活,她依然那么平静地、默默地过着,仿佛在与一种力量的角逐中锻炼自己的意志力。然而,越是渴望平静,越是不能平静,不久后,在昆山打工的大儿子长生,终因抑郁症严重而在一个深夜寻了短见。当获悉儿子的死讯后,大娘彻底崩溃了,疯疯傻傻了好一阵,村里乡亲都以为大娘倒下了。
而在我去看望苦命的大娘的那个晚上,昏黄的灯光下,我含着眼泪看着她,在她憔悴的脸上清楚地写着一篇可怕的故事,从前的那双好看的眼睛充满了哀伤,我找出在我认为最好的安慰话来安抚大娘,希望她振作起来,好好活着。其实,无论怎样的安慰都是绵软的,缺乏应有的分量,也不能换来长生的重生。我掏出随身仅有的两百元递给大娘,大娘坚决不要,像是在拒绝我的同情,我的施舍。我以为大娘的拒绝完全是一种误会,误会的不是母子般的情谊,而是同情和施舍。我十分的难过,紧紧地抓住她那冰凉的手,不觉有泪珠从眼角滑落。临走时,我拉着一直没有说话的明强来到门外,将钱塞进他的上衣口袋,并交代不要告诉他的母亲。
我知道,大娘正在经历一场精神上的转变,其顽强的内心生命正面临着一场无硝烟的战争。我不知道她能否在这场战争中安然幸存,也不知道这样的战争何时结束。记得有人说过,人生的欢乐就是创造的欢乐,大娘还能欢乐起来吗?
如果按照好人好报的逻辑法则,应该会的。
六
第二年的冬季,天像是开了个口子,一会雨,一会雪。整个村庄都笼罩在阴郁的空气里。村里人一群一群地闹欢着,没有一丝被雨雪所带来的不便而停止愉悦的迹象。
我踏着雪走进那间熟悉的茅草屋,未看见一人,刚转身离开时,适逢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女人从外面缓缓地走过来。这个女人手里抱着一捆柴禾,神情有些木然,看到我时,竟认不出我来。我连忙从她的手中接下柴禾,叫声大娘。老女人轻声地应着,用手拍打着身上的雪花。我惊愕地凝视了大娘许久,才五十出头的人,怎么老成这样,不知道大娘又经历了什么?
离开家乡不到一年,大娘的变化如此之大,令我始料未及。本想找大娘唯一的儿子明强互叙离别的衷肠,不曾想明强因病去世,就连最后一面也没让我见上。我不敢埋怨大娘为什么不告知我,因为她的灵与肉已经支离破碎,唯一的救命稻草也在一夜之间飞灰湮灭,我只有责问我的父母,责问我的内心,何曾真正关心过苦命的大娘。两年之间,痛失三个亲人,人间悲伤莫过如此。我找不到安慰的话语,即使翻遍古今文字,也是徒然。
站在大娘的面前,我的心在颤抖,绝世的悲哀席卷而来。或许大娘觉察出我的悲伤,她的眼睛突然放出一丝亮光,嘴唇含着笑意,从堂屋一角的木桌抽屉里拿出两双厚底布鞋,她说这是她一针一线缝的布鞋,穿着暖和,准备留给明强和我过年穿的。
我突然产生想大声喊叫的念头,希望漫长而冰冷的冬天悄然而去,周遭呈现一片光明和爱的海洋。我捧着大娘的脸,不住地端详着,抚摸着,仿佛在摸着我亲生母亲的脸。这张脸永远和蔼可亲,永远泛着力量,从正面看去,可以看到心灵深处。
雪地里,传来鞭炮声响,是小孩提前预支着过年的味道。我接过大娘手中的布鞋,骨髓的洪流,像巨浪一样奔腾千里。
公众号:pcren_cn(长按复制)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