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亮的朋友（散文习作）
文/郭伟
雨呀水呀雨水呀在飘在洒。各种声响呢也好像没有了往日里那种被尘世所裹挟的感觉，它们插上一对对翅膀，在各自的空灵场域中振荡，荡漾，回旋，锋利。而房间里的那个人——我的好朋友——他是不是对此感到格外的亲切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太了解他了，他吐着烟雾，富有激情地对我说——他曾经多次对我说过——我的兄弟，我的好兄弟，你看，你看，防盗门上安装着两个超现实的铁环，一左一右，立体感十足，如同现代主义大师毕加索的画作。他说的话一向语义多变，如同一条道路突然伸出几条或者十几条岔道来，让人难以辨识，无从捉摸。比如说他的这句话：“请注意！到车！到车。”在我看来，这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句话，只要有车的地方，我们便有可能听得到。但是在他那里情形则完全不同了，他讪讪地对我说：“那个时候，巷子好像在无限缩小，房间好像无限在扩大。”我知道他说的是一种抽象的感受， “请注意，我说话的语境，”他继续说道，“每到这个时候，我必须动用我的橡皮擦，别小看了我手中的橡皮擦，我可以用它擦掉那个开电动车的人，我可以用它擦掉你刚刚见到过的那个从金洲菜市场买菜回来的大妈，我可以用它擦掉那三个背着黄色书包的一脸委屈状的孩子，我可以用它擦掉那对正在为停车而吵个没完没了的年轻夫妇。”我如坠云雾，不得要领。“橡皮擦是一种特别的注目的方式。”他一锤定音地说。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对于他的这种陈述式的话语，我完全相信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记得他跟我说过，他不止一次说到过：他曾经用橡皮擦擦出两个不同的自己，他发现两条平行的时间轴线也会相交，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时间观被打破了，那两个不同的自己可以在多线状的时间轴线上自由穿插。嗯嗯，如同其他人一样，我深知，这个世上有些事情终究是无法用自然科学来解释的，因为自然科学尚未发展到能够解释它们的原理的那种程度。比如有一天，他的一个学生这样问他：“达芬奇是不是外星人派到地球上来收集情报的。”达芬奇是外星人派来收集情报的。达芬奇不是外星人派来收集情报的。在是与不是之间，在他与他的学生之间，在事实与想象之间——那个充分而必要的理由是什么呢？我无法给出一个较为明确的答案。那么我的朋友呢？房间里的那个男人呢？我相信他极有可能慷慨地为我指出通向各种谜底的路径。比如他曾经对我说过：他看见电动车开动起来了，但车上没有司机。他听见一对年轻的夫妻在吵架，但他没看见吵架的那俩个人。他看见三个黄色的书包，但没看见那三个背书包的学
孩子。他对我说过他能看见的只有几个装着猪肉、土豆、大蒜、粉条的塑料袋，但没有看见那个大妈。“注目的过程，就是擦拭的过程，擦拭则意味着有所省略。”他提醒我说。他不止一次这样提醒我。作为他的好朋友，我似乎明白了一些什么：比如他说这些话的意思可能是在告诉我——通过他的注目，通过他的擦拭，他省略了处于行动状态中的人，各色人，各等人，各种人，各类人，甚至有可能他把他自己都给省略掉了，他是一个隐形的存在个体，多么微妙！他是一个看不见的实体此在，多么新鲜！我欣喜若狂，我想：那些未被他省略掉的事物呢？比如具有自动驾驶功能的电动车、剑拔弩张的年轻夫妇的吵架声、三个走在回家路上的黄色书包、几种正加快步伐向某一间出租屋的厨房走去的食材——这些意味着什么？或许在我的好朋友看来这一切都是独立运动着的，高涨着的，炫彩着的，迷离着的，崩塌着的，这一切的一切必须作注目过程中所保存的对象。嗯嗯，他这样的内在状态，或者说他这样的主体情境，如今在我看来都是真实可感的，都是他处于自由状态下的一种感性喷发，好像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特殊的感知事物的装置，只要他望过去，望过去，慢慢地望过去，他感知到的那个世界便跟教科书里的世界拉开了巨大的距离。不过，我始终是我，他始终是他，无论我们俩个的友谊如何深厚，我们都生活在彼此的沉重的肉身之中， 我又怎敢说我百分百地了解他呢。比如他不久前跟我说到的那间书房。比如他经常使用到的道具——橡皮擦。书房与橡皮擦。橡皮擦与书房。他说房间里的那个男人可能是一个极度的功能主义者。一、二、三、四、五、六、七个纸箱子里堆满了从当当网上买来的特价书，这些晦涩难懂的书本一本本地漂浮起来，他跟着书本一次又一次漂浮起来，他漂浮起来的时候还保持着凌晨之后半躺在床上看书的姿势，左边是一张摇摇晃晃的电脑桌，桌上有他和他老婆的结婚照，有可以打开多扇门的钥匙串，有深篮色的路由器，有白色的插板，插板上一黑一白两条线，黑的是路由器的插线，白的是手机的插线，有零钱几张，三张一角钱的，两张五毛钱的，一张十元的，还有一枚一元硬币，还有一个粉红色的充电宝，还有一个按钮处是整副鱼骨的台灯。每次按按钮，他都就会想到：鱼骨会跳动吗？鱼骨跳动起来的时候会睁大眼睛吗？他这样说的时候，我的食指跟着他的食指动起来，我的食指跟他的食指动起来的时候，房间会一明一暗，房间真的一明一暗起来了，我看见我的好朋友正在布置他的新房，正如我所预想的那样：他最先想到的是如何布置他的书房，家具、家纺、电器、家饰等等好像对他来说并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铁栏杆——他果断地让装防盗网的师傅把阳台上的铁栏杆拆了；重要的是玻璃窗——他果断地让装防盗网的师傅做了一道推拉窗，玻璃窗上装着淡蓝色的玻璃，这正是他所喜欢的颜色。窗内与窗外，一个空间与另一个空间被封隔起来了，他的书房终于有了一点点模样。接下来，我还会看见他怎么找人量尺寸、定造价、装柜子的，半个月之后，他的书房终于一点点地成形了。于此，我们大可以想象一番：在不久的将来，他是如践行何功能主义的，作为道具的橡皮擦又是如何被他使用的：书柜可以擦掉，书柜上的地球仪可以擦掉，旋转椅子可以擦掉，角落里的那盆绿萝可以擦掉，甚至他的身体也可以擦掉，他要跟着书本一本一本地漂浮的，其中有一本是他前几天买的，也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名叫作《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作者是来自于英国的彼得盖伊，他跟着英国人彼得盖伊在《现代主义—从波德莱尔到贝克特之后》一书中飘浮，他遇到一些极其有趣的人，这些人分别是：从波德莱尔、王尔德、莫奈、戈蒂耶、利伯曼、蒙克、杜尚、雷诺阿、西斯莱、莫里索、塞尚、梵高、高更、恩索尔、科林特、布勒东、马蒂斯、康定斯基、马格里特、毕加索、詹姆斯、乔伊斯、伍尔夫、普鲁斯特、卡夫卡……他所有的这些操作步骤，在我看来，可能是他抵达事物的本质的一种手段，他真正需要的是那些源于日常生活里最表面的也是最失真的意象集群，比如他一个星期之前跟我谈到的咳嗽声，以及吐在纸巾上的带血丝的痰，他特别强调：纸巾是心心相印牌的，手感极好，香喷喷的。再比如他昨天晚上在步行街看到的那把黑色的雨伞，出于功能主义的同一性策略：他同样的是看不到打伞的人，雨伞在雨水中行走着，直至街道的尽头。据他的坦诚相告，他的作为某种策略的功能主义有时来得并不那么彻底，他的作为道具的橡皮擦也会犹豫不决。比如刚才我说到的那把雨伞，他最初的构想是雨伞下可以没有一张白皙的面容，可以没有一双玲珑的手，但是不能没有两条修长的腿，最好是黑色丝袜配红色高跟鞋，最好是肉体欲望决定一切。类似的现象还有很多。比如有一天，他用手机打电话，手机看不见。他坐15路公交车，15路公交车看不见。他来到以纯工厂特价买场，以纯工厂特价买场看不见，前来买衣服的男男女女看不见，正在试穿衣服的男男女女看不见，收银台看不见，POS机，钱包看不见，银行卡看不见，名片看不见，他只能听见各种声音，是的，他只能听到各种喧或者细微的声响，他不止一次说过，他不止一次地说过房间里的那个男人的耳朵特别大。他的爷爷奶奶说过。他的外公外婆说过。说他耳朵大的这四位老人现在都过世了。这些过了世的人经常在一个重复性的梦境里跟他说，大耳朵，大耳朵，你听见什么了你听见什么了啊。大耳朵说，大耳朵这样说，我听见你们在哭泣，我听见你们说醒在泥土里的人跟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说他醒来之后必出一身冷汗，虽然他没说他擦去了他的身体，但是我可以想象他那具身体照样是没有身体的身体，因为我们只能看见汗水，我们只见看见被汗水浸湿的床单。他说他觉得自己很小，很小，很小，小成一滴冷汗，小到床单上的天蓝色方形格里去了，只能用蓝色的火焰或者特殊的显微器材才能捕捉到他，他的面目，他面目上的五官，大耳朵，大耳朵，只有大耳朵。他说他要冲一个热水澡，换一身衣服，用吹风机吹吹头发，在头上抹一些发胶，用梳子梳出波浪型的发型，出门上班前再把红蜻蜓牌皮鞋擦个锃亮。下班的时候，他从金沙桥上经过，看见有人在河边烧纸，在喃喃自语，在独自低泣。他说他把那人的身体擦去了，只留下喃喃自语，独自低泣。突然间，他也去这样做了，他从路边的佛具店里买来香、纸、烛，他把自己的身体擦去，留下喃喃自语，独自低泣。他说让他倍感意外的是，那四位老人从此再也没说过他的耳朵大或者很大之类的话了。是的，作为他的好朋友，我是能够理解他的，他可能是感觉到他的那些如野草般蓬勃的恐慌像白天像白天里的人像白天里的男人女人一样蔓延开来，他多么希望他们一个一个地哆索着身子、牙齿打颤地说，大耳朵，大耳朵，泥土太潮湿了，我们好冷好冷。然后，到了第二天下班他又去河边烧纸——
烧给那四位老人。
烧给他。
他说他也怕冷。
而且是特别怕那种。
东莞，虎门
2018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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