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办公室后，立刻有三个人走过来照料伊万，两女一男，都穿着白罩衫。他们首先把伊万领到角落里一张小桌旁，显然是想对他有所询问。伊万心里暗自估量着情况，盘算着对策。他面前有三条路可走。对伊万诱惑力最大的是第一条：出其不意地冲上前去，把这些个灯具、器材和各种精巧玩艺儿统统砸它个稀巴烂，借以表示自己对于被强制收容的抗议。但今天的伊万与昨天的伊万已经大不相同，他觉得这条路有点问题：说不定反而会使他们认定我是狂躁型精神病。伊万否定了这第一方案。第二条路是：立即向他们说明外国顾问的情况和本丢-彼拉多的事。但昨天的经验表明，人们不会相信他，或许反而会按他们的意思加以曲解。伊万只好也放弃这条路，而采取第三种方案：保持骄傲的沉默，给他们个一语不发。
但他并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听到一连串门话后，他还是不由得要皱着眉头回答一两句，尽管答话都很简短。
结果，人们还是把伊万从前的一切生活细节都问了出来，包括他十五年前在哪个季节和怎样得过猩红热。写满了有关伊万本人情况的一页纸之后，穿白衣的妇女把纸翻过来，开始盘问伊万的亲属的情况。问题十分繁琐：与本人的关系，何时故去，死因是什么，是否曾酗酒，是否患过花柳病，等等。都是些无聊的问题。最后才请伊万谈了谈昨天牧首湖畔发生的事，但也并未过分纠缠，而且在他提起本丢-彼拉多时人们也没有表示惊奇。
然后，妇女把伊万交给那个男人。这人对伊万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办法：什么也不问。他给伊万量体温，数脉搏，看伊万的眼睛，还用一只小灯往他眼里照了照。接着另一位妇女就过来给他帮忙，他们往伊万背上戳了几下，但并不痛，用小槌把儿在他前胸的皮肤上画了些什么记号，又用小槌敲了敲膝盖，敲得伊万两条小腿直往上弹。往手指头上扎了一下，取了一点指血，又往肘弯处扎了一针，还给两只手腕戴上了胶皮手镯。
伊万暗暗苦笑，越想越荒唐。可不是吗？他本想警告人们来历不明的顾问可能给大家带来灾难，本想抓住那家伙，结果自己反而落到这么个神秘的办公室里，来给这些人讲自己有个舅舅叫费奥多尔，住在沃洛格达市，讲他怎么酗酒之类的事情。太荒唐了！
伊万终于被放开了，又被护送回病房。给他端来了早点：一杯咖啡、两个溏心鸡蛋、几片抹着黄油的白面包。
伊万吃喝完毕，决心等见到这个机构的主要人物时，再要求他认真地、公正地处理自己的问题。
他果然等来了，而且是吃过早点后不久。伊万的房门突然打开，进来许多穿白罩衫的人。走在众人前面的是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他举止文雅，脸显然经过认真的、像演员化装似的仔细洗刮，一双眼睛既讨人喜欢，又很有洞察力。全体人员都对他恭而敬之，因此，他的到来显得十分庄严。伊万暗自想：“真像本丢-彼拉多！”
是的，他无疑就是这里的主要人物。他坐到小凳上，其他人侍立左右。
“我是大夫，姓斯特拉文斯基。”坐下的人友善地看了看伊万，自我介绍说。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这是他的……”另一个把小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的人小声对主要人物说，同时把记载着伊万情况的那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递给他。
伊万心想：“嘿，给我建立了一整套档案呀！”这时主要人物用他熟练的目光迅速阅读着纸上的记载，不时发出“嗯……嗯……”的声音，时而用一种听不懂的语言同周围的人交谈一两句。
伊万伤心地想：“和彼拉多一样，他也懂拉丁语……”但这时伊万却听清楚了一个词：“精神分裂症”。他不由得打了个寒战。哎呀！这个词恰恰是昨天那个可恶的外国佬在牧首湖畔提到过的，今天在这里又由斯特拉文斯基教授提起来了。
伊万惶恐不安地想：“他连这事也早就知道？”
主要人物像有这样一条行为准则：不论别人对他说什么，他都要表示赞同，表示高兴，还要用“好极了，好极了……”这几个字来表明自己这种态度。
“好极了！”斯特拉文斯基说着，把那张纸交还给旁边的人，转而问伊万：“您是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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