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气何以东来_经典散文_.

紫气何以东来？
                         ——浅析关于老子的争论

文/左手持扇

       公元前510年前后的一天，守函谷关的关丞尹喜忽见东方祥云腾瑞、紫气聚顶，继而见一老者骑一青牛缓缓而来，一问方知是鼎鼎大名的老聃。这就是我们今天已知的关于紫气东来的典故。

       有的人注定要成为历史上的关键人物，这位尹喜是位儒将，对老子可是崇拜到家了，非缠着老子写经制典。老子本来是准备出关去见秦献王，可他没有通关文牒，只好顺从尹喜之意。多数史家认为，老子是以王朝兴衰成败、百姓安危祸福为鉴，写就上下两篇，共五千言，即今本《老子》。

       然而，这是历史的真实记述吗？我们已知的“西出函关”、“西渡流沙”，最后“不知所终”的那位，究竟是不是老聃？司马迁《史记》对此记载是不容置疑的吗？

       1993年10月的一天，在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接到报案，纪山镇郭店村发生了一起盗墓案，纪山楚墓群中的一座看似普通的墓被盗。楚人从楚文王始都郢起，至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止，为楚文明的鼎盛时期，而郢都后来叫纪南城，这一带的包山和纪山之麓遗有楚王室和王公大臣的陵墓万余座。这座郭店被盗墓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经抢救性挖掘，还是清理出各种器物290件，更为重要的发现是被盗墓贼忽视的804枚共计13000字的竹简。经学术理论界五年研究得知，它分为两部分：道家著作4篇，儒家著作14篇。此材料填补了我国古代哲学史上的一段空白，为解读先秦哲学史上的诸多谜团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尤其是针对史学界争论已久的老子的生卒年限的问题。

       上世纪早期，我国学界曾爆发过一场针对老子的论战。冯友兰在写《中国哲学史》时，认为老子的思想体系按时间顺序应排名于孔子和孟子之后，而胡适则认为，老子应该是中国哲学史第一人，两人的根据都是基于老子生卒年限的不同看法。这种争论古而有之，通常的说法是，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大多数前秦文化典籍湮灭消失，这就为前秦诸子百家的渊源留下了诸多谜团，也正因于此，这些争论大多不了了之，而后世也没有出现更为详实的考古发现。

       现存文献多数显示老子是与孔子为同时代人，即春秋末期，史料记载，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这表明老子的学说一定先于孔子，而孔子求问则表明尊老子为师，继而推断老子年长于孔子，这应该是确凿无疑的。而老子出关是在战国中期，他要见的是秦献公。史料记载，函谷关为秦献公所置，这也是确凿无疑的。那么，问题来了，从“孔子问礼于老子”到“老子西出函关”，这中间隔了一两百年，虽有司马迁的老子“百有六十”之说，但这可能吗？合理吗？

       郭店出土的竹简为老子的生卒年限给了一个较为明确的答案。

       中科院哲学研究所的郭沂以郭店这一最新的考古发现为基础，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从郭店竹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络》一文，后有撰写了《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一书。郭沂针对老子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孔子问礼的老子与西出函关的老子并非一人。也就是说，今本《老子》并非出自老聃，郭沂明确指出它是由战国中期周王室史官太史儋所作。

       司马迁在《老子传》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这位隐者是谁？司马迁认为是老子，但郭沂推断只能是太史儋。作为周史官，太史儋一定了解同为周史官前辈的老子的思想，亦或是携带老子的著作也是可能的。尹喜令他写书，他在《老子》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理想和见解，写成今本《老子》就不奇怪了。郭沂认为，把老聃和太史儋的年限加起来，正好符合司马迁所谓老子“百有六十”的说法，同时也解释了为何简本《老子》与今本《老子》在内容和思想体系上出现矛盾之惑。

       郭沂通过对郭店竹简中老子的学术思想研究发现，郭店竹简《老子》（以下简称：简本）无论在内容还是思想体系都与今本《老子》存在很大的差异，今本《老子》中“绝圣弃智、绝仁弃义”是明显反对儒学的，而简本《老子》则是“绝智弃辩，绝伪弃虑”，并无反儒的内容。不同之处还有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复述。既然如此，郭沂认为，今本《老子》和简本《老子》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也不可能是由一人所作。他推断是太史儋也是有根据的，司马迁《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自孔子死后一百二十九年”，有周太史儋见秦献公。这在时间的结点上是吻合的。

       郭沂的推断似乎更加准确，“太史儋是在出关时著书的，而函谷关为秦献公所置，故今本《老子》成书时代的上限为献公元年即公元前384年；根据我的考证，太史儋出关后见秦献公的时间为献公11年，即公元前374年（《史记•老子列传》称此年为‘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误，当为‘百有六年’），这是今本《老子》成书年代的下限。所以，此书成于公元前384—公元前374十年间。据此，历史上的有关争议，大致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得到合乎情理的解释。”

       持有这种观点的当代学者还有汪中和罗根泽。当然，反对者也大有人在，有代表性的是孙以楷。有意思的是，他所引用的反对例证与郭沂的一致，均是司马迁的“隐者”之说。孙以楷认为，“隐者是老聃，决不是太史儋。因为老聃早年任周之史官，晚年退隐，他的王官出身与隐者身份并不矛盾。而太史儋根本不是隐者，他不是‘以自隐无名为务’，而是热心仕途的说客。没有任何史料证明太史儋是隐者，司马迁也没写。”然而，孙以楷还是没能解释老子的生卒年限问题，所以，我认为他的观点还是有些苍白。历史是需要考古发现来逐步修正的，因为史官在编记史料的同时，也在粉饰、掩盖或神话历史。

       我倾向于认同郭沂的考证，因为，郭店竹简的出土，向我们提供了更加接近老聃年代的文字实物（考古证据），同时向我们展示一个不同于今本《老子》的学术思想，这与孔子肯于问礼于老子的记载更加接近。简本《老子》并不反儒，所以孔子才会向老子问礼，若如今本《老子》那样反儒，孔子还会向老子求教吗？对于太史儋的推断也比较符合实际，这既还原了老子作为人的形象，又解释了《老子》思想体系中的矛盾之处。

       随着考古的进一步发现，我相信，这场关于老子生卒年限与《老子》思想的旷世之争终会产生明确的结果，而郭店竹简的发现正是向着这一结果迈出的坚实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