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宣统嗣子——毓嵒小记
看过溥仪回忆录《我的前半生》的人会记得,书里几处提到过小瑞、小秀、小固(毓喦、毓嵣和毓嶦)几个侄子。几年前我到表姐家串门,她给我看了两幅字——是毓嵒的墨宝。彼时表姐在居委会工作,帮着毓嵒的二儿子租了间房。如果不是她提起,我早就忘了这位曾经的街坊。
我小时住南官房,胡同路北院子的地基比路南至少要高出一尺。我家往西路南,有座极不起眼的小门楼,本是前海北岸一座多进四合院(一度为石油部长唐克的住宅)的后院,后来隔断,僻出来的小院大门开在南官房胡同,由于门道低于路面,大家都叫“跳坑那院”。末代皇帝溥仪的侄子爱新觉罗·毓嵒就住在这院小东屋——面积小到只有七八平米,邻居们称呼他皇族或皇亲,有时候也指着他家老二叫大头他爸爸。我姥姥和我邻居那老太太曾断断续续给我说过些毓嵒的事,我才知道原来毓嵒就是小瑞,而且住得这么近。
记下记忆里的碎片,算是对这位特殊人物和一个特殊时代的记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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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嵒的高祖是道光皇帝,别看根正苗红,他却是个彻头彻尾的“倒霉孩子”。
了解点清史的人都知道,道光的五子奕誴是位怪王爷。由于性格粗荒而不受道光待见,被过继给了惇亲王绵恺,继父的疼爱使奕誴不羁的性格更被放大,即使袭了爵,夏天也常穿着粗布裤褂摇着大蒲扇坐在什刹海边和土著山南海北的聊大天,冬天则时不常套上老羊皮袄钻进到大酒缸,和窝脖儿杠夫一块就着花生仁喝烧酒,他从不拿架子,嘴里又不断有小道消息,因此颇受欢迎,这位不着四六儿的爷,便是毓嵒的曾祖。奕誴只比咸丰小几天,皇上哥哥拿他没辙,就是后来西太后掌了权也让他三分。
奕誴的长子载濂在咸丰八年袭了不入八分镇国公,几年后他的长子溥偁得头品顶戴双眼花翎,任乾清门行走,惇王这一支似乎有了起色,可惜,载濂和他爹一样没脱干净市井气,庚子国变时跟着朝野爱国贼起哄架秧子,给拳民叫好助阵,结果与载漪、载澜一道被列为“庚子肇祸诸臣”,致使惇王一支败落。毓喦出生时已经是民国六年,溥偁眼瞅着坐吃山空,心里一烦,卖了家产丢下老婆孩子拍屁股走人了,未几,溥偁的妻子富察敬贵去世,毓喦成了孤儿,跟着伯父溥修过活。
一九三二年三月,日本人操纵的满洲国在东北成立,溥仪觉得形单影只,把弟妹和几个近支侄子接到长春,这其中就有十九岁的毓喦。溥仪把他的字喦瑞改成了严瑞,平时叫他小瑞,以后被溥仪定为内廷学生和贴身随侍。从表面上看,“康德”皇帝怎么着也算一“国”之君,得他重视,对贫困之中的毓喦来说应该是件好事,可实际上,溥仪这个举动却把毓喦的后半辈子害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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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名为皇帝,实为傀儡,一天到晚担心日本人谋他的位子拿他的命,再加上没了性功能,心态就更扭曲,性格也更加暴戾乖张,新京皇宫里他相信的人不多,还经常虐待太监责罚亲随。可能是小时候经历使然,毓喦虽然也受过打骂,但还是尽心尽责,溥仪也十分信任这个胆小听话的侄子,指派他负责自己每日的吃喝,连打针备药这些本应由护士做的事也由毓喦代劳了——溥仪打的是壮阳的激素,这秘密不宜叫外人知道。
毓喦把受溥仪的气理解为晚辈的应分,但直到晚年仍记恨溥仪拆散了他的初恋。现在大陆人很难理解《海角七号》的故事,可中日婚恋在日满治下其实不新鲜,毓喦恋上的恰恰是个在长春念书的日本女孩,两人轰轰烈烈,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可疑神疑鬼的溥仪硬是逼着毓喦的姐姐出面回绝了女方,毓喦在一九四三年娶了溥仪安排的马佳·静兰,夫妇俩生育了恒镇和恒铠两个儿子。一九四五年八月,满洲国随着日本投降灰飞烟灭,溥仪等人成了苏军的俘虏,恒镇和恒铠跟着贵妃李玉琴和溥仪的妹妹们流离,其间静兰去世,恒镇哥俩由李玉琴辗转送回北京。
在苏联,溥仪一直由三个侄子照料生活起居,由于害怕被以汉奸罪处决,他希望留在苏联,但他的弟弟溥杰和妹夫润麒和多数人一样希望回国,只有毓喦表示愿意陪伴他。一九五零年六七月份的一个晚上,溥仪偷偷将毓喦立为嗣子,并嘱咐他要对自己尽忠尽孝,念念不忘恢复大清皇朝的基业。不久,苏联向中国政府移交了全部满洲国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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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当年改造战犯的详细描述,那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不能不让人信服改造的政策,溥仪杜聿明等人因此有了强烈的标本意义。实际上,有两点是被忽略的:很多本应接受改造的人、尤其是对立面中的下层人士,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而被直接处决;绝非所有接受过改造的人都能得到溥仪那样的结局,毓喦,是其中的典型。
一九五七年,毓喦被免于起诉,从抚顺释放回到北京,住进了叔父溥修家租住的南官房胡同四十号院,栖身于窄小的东屋。为了生计,他在业余学校教过书,在街道工厂干过临时工,两年后被送到石景山和沙河的沙石场,最后转到天堂河农场,名为集中劳动,实为变相管制。不过,生活到底比关进监狱自由些,能定期回家且有固定收入,还经人介绍与隔几个门的张云访结了婚。张云访是个药铺掌柜的养女,街坊们背地里叫她老姑娘。老姑娘只上过小学,老实贤惠,对毓喦不错,两人生了个儿子小东东(学名恒钧)。一九五九年溥仪被特赦,与毓喦等重新建立了联系,但受制于时代和性格,溥仪对这个曾经忠心耿耿的侄子并没有什么格外的关照,只是在回忆录出版后多给了一百块钱,至于立嗣的事,则根本不再提及。
一九六六年八月,造反的红卫兵到处打砸抢烧,毓喦成了“封建残渣余孽”和“封建皇帝继承人”,在批斗会上被打得头破血流,而后每天挂着个大牌子,在邻居的冷眼和恶语中扫街,不久便被赶出北京,送到山西强制劳动。出生不久的小儿子由张云访自己带着,从小没少受欺负。
覆巢之下无完卵。一九六一年,片警找到了毓嵒的大儿子,说给他找工作,并把他约到雍和宫,从那里,十六岁的恒镇被直接送到了天堂河农场,成了“无业人员”中的一员。文革前恒镇自愿到新疆工作,被分配到石河子建设兵团工一师四团,后来成了电影放映员,直到一九九八年退休回京。此时,原先租住的房子已被收回,他只好在昌平租房,所幸户口还能落在南官房胡同。为了年轻时的念想,恒镇每礼拜都要从昌平花好几个钟头跑到什刹海参加社区活动,在什刹海附近租个住所成了心病,可惜,他租不起。恒镇的弟弟恒铠晚年从河北退休,虽弄了个河北黄骅县政协委员的身份,但收入并不高,在北京也没有住房,又不能去方庄和继母兄弟抢那两间楼房,在我表姐帮着租的那间地震棚翻盖的小房里住了好几年。
一九七六年宫变,随之而来的云翻雨覆使毓喦得以第二次回到北京,名曰落实政策,可工作没人管,毓喦便包了这片儿打扫街道的活儿,好在文革落难时就干过,又有老伴帮忙,所以还能胜任。那几年我正上大学,有宿舍不住天天往家跑,早晨去学校时便常能遇见这位推小车抡扫帚的宣统继承人。再往后,清宫的人和物成了能带来利润的招牌,一辈子没得着好的毓喦忽然成了你争我抢的宝贝儿,不断被请去写材料讲旧事,还得了文化部特聘恭王府顾问、中国书画家联谊会理事、东方书画院研究会理事、长白书画研究会理事等等一大堆虚衔,虽忙得不亦乐乎,生活却总算安定了下来,并在方庄得了套两居室。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八日,毓喦在北京病逝,骨灰葬于东陵万佛园东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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