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政治观_经典散文_.

一
      1929年8月3日，丁文江给胡适写过一封信，开头有几句话：“我生平没有他长，只有两点自己自信：一是责任心，二是公私清楚。我既然担任一件事，一定不肯含糊敷衍，也决不肯假任何名义做私人的活动，请你放心。”现在丁文江已逝80年有余，检索他的一生，这几句话他是很严苛的做到了。他当得起。
      关于所说的“公私清楚”，现在社会发展好，公私一家亲，这样的概念大家可能不太在乎了。同为中国地质事业开拓者之一的翁文灏先生病重，得知他可能将要去世（后来所幸翁氏病情好转，没有先朋友们而去，只是虚惊一场。不过让人觉得奇诡的是，丁文江撰文《我所知道的翁泳霓——一个朋友病榻前的感想》，颇有点临终纪念的意思，却没想到丁文江去世在先，轮到翁先生给他写纪念的文章）。丁文江在《独立评论》上所发表的那篇文章里，里面主要讴歌的即是翁先生的“公私清楚”，即使他做官几年，也决不肯占国家的一点便宜，“他做了二十年的官，连一件皮大衣都没有。”这是衣的方面，食的方面，也是简朴的让人不敢相信。1923年翁文灏到甘肃旅行，得了软脚病回来，就与营养不良有很大的关系。“他个人旅行都是坐二等车。”对现在的当官者来说，这些应当都是不可思议的。
      所谓“公私清楚”，其实主要观点包含在丁文江对政治的看法里面。撇开丁文江的从政经历不谈，发表于1922年5月14日的《努力周报》第2号上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文章，可说是掀起了一场关于政治讨论的波澜。这是“言”的方面，且听他怎么说。丁文江是此文的提议人之一，根据其中文风推论，主笔者很有可能就是他。当时提议人以北京知识界精英为主，有蔡元培、陶知行、梁漱溟、李大钊、胡适之等。在这之后，丁文江密切地关注着这场关于政治的讨论，后又于该年6月11日及18日，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答关于<我们的政治的主张>的讨论》，有进一步引申发挥处，可看成这次讨论的一点余兴。他很重要的一个观点：“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即出自这篇。
      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大的方面，比如关于政治改革的目标，“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全民政治主义也罢，吉尔特社会主义也罢，无政府主义也罢），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所谓“好政府”，在丁文江他们那些人看来，消极的方面是说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方面，则要充分利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此其一，其二是要充分的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放在100年前的中国，我推想这样的主张可能有些另类，是超越那个时代的。
      若是从纵向上来考察丁文江的一生，这个“我们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在其后发表在其它不同刊物上的《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少数人的责任——燕京大学讲演稿》及《中国政治的出路》诸篇，都要不同程度的反应。
二
      现在有学者论文，说一生持“自由主义”观点的胡适之，生平好友丁文江是个“独裁主义”的提倡者。觉得大不可思议。如果真是这样，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按我们惯常的思维，两人若是价值观念差异巨大，总不会成为极好的朋友。在丁文江逝世后，胡适之很可能不会做出一部《丁文江的传记》专门纪念。
      不过在当时政治制度的选择问题上，他俩确实存在一定的分歧。以《独立评论》为主阵地，他们及蒋廷黻等在1933年至1935年前后，“唇枪舌战”过几回。姑且不谈这些容易蒙蔽人的复杂概念，什么“自由主义”“独裁主义”，且看他俩主要的分歧在什么地方。
      在丁文江所写的时政评论文章里面，关于“独裁政治”的观点主要见诸《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和《再论民治与独裁》这两篇文章中。其中后一篇可看作对胡适之《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的回应；至于前一篇，丁文江曾在1934年12月14日给胡适写过一封信，信上说：“适之：本想专为《独立》做一篇文章，因为要替《大公报》做星期论文，所以没有功夫。我这次的题目是《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共两千六百字），是批评你的《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你或者可以转载为社论。”在《我的信仰》这篇里，也有少量的披露，综合起来，就是他关于“独裁政治”的所有观点。
      丁文江以为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民主政治不可能的原因在于，“民主政治是要根据于普选”，目前的国人百分之八十或是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是不识字的。既然不能识字，就不能去行使选举权。况且“多数人对于政治根本没有兴趣。他们识了字是看体育新闻（Spoting news），读侦探小说。政治上的问题除非是为他们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他们绝不愿意过问。同时靠政治吃饭的人又发明了一种骗人的利器——宣传。”
      所以他呼吁一种“新式的独裁”。独裁之所以“新式”，他以为得有以下几个条件：
      一、独裁的首领要完全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
      二、独裁的首领要彻底了解现代化国家的性质。
      三、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材。
      四、独裁的首领要利用目前的国难问题来号召全国有参与政治资格的人的情绪与理智，使他们站在一个旗帜之下。
      第四条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个大环境，中华民族内忧外患不断，正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仿佛稍有不慎，随时就会船毁人亡一样。关于政治制度的讨论，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
      除这第四条外，这被胡适之哂笑为：“所以丁在君先生也只能焚香告天，盼望那个独裁的首领要全知全德。……万一不如此，就糟糕了。”
      胡适之通过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以为“民主宪政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而现代式的独裁可以说是研究院的政治”。因为我们“缺乏政治经验”，这种制度于我们是相宜的。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门把他们的平凡常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与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总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
      这一点丁文江不能同意，抛开理论的根据不谈，“事实上看起来，民主宪政有相当成绩的国家，都是政治经验最丰富的民族。反过来说，政治经验比较缺乏的民族，如俄，如意，如德，都放弃了民主政治，采用了独裁政治。”胡适之似乎相信，“两个臭皮匠，凑起来是个诸葛亮”——“他太乐观了。事实上两个臭皮匠，凑起来依然是两个臭皮匠！”这便是丁文江以为平民政治在当时的中国大地上行不通的主要原因。
      问题落在了这里，我们似乎稍有些眉目了。那么上文胡适之所说的“开明专制”与丁文江的提法“新式独裁”，到底有什么异同呢？是不是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两者是一种东西，只是概念不同，叫法不一样罢了。就像方言里，有的叫“大”，普通话说成是“爸”，两种叫法所表述的都是“爹”这个意思？
      胡适之所说的“开明专制”，是借用梁启超的观点：“发表具权力于形式，以束缚人一部分之自由，谓之制。专制者，一国中有制者，有被制者，制者全立于被制者之外，而专断以规定国家机关至行动者也。由专断而以不良的形式发表其权力，谓之野蛮专制；由专断而以良的形式发表其权力，谓之开明专制。凡专制者以能专制之主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野蛮专制；以所专制之客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专制。”这便是“开明专制”的由来。胡适之以为，只有我们“小心翼翼的经过三五十年的民主宪政训练之后，将来也许可以有发愤实行一种开明专制的机会。”
      也就是说，胡适之以为当时“民主”可行，这虽“只是一种幼稚的制度”，却有诸多的好处，可行的原因在于我们“缺乏政治经验”；丁文江则认为“民主宪政”是“政治经验最丰富的民族”所实行的，我们现在政治幼稚，所以只能“试行新式的独裁”。两人过招，一位似乎将主要笔墨放在实行“这种幼稚制度”的好处上；一位则尽力论证我们“缺乏政治经验”的现状适用于哪一种政治制度。
      殊途同归，两者的观点虽然确有差异，似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胡适之《答丁在君先生论民主与独裁》这篇文章的结尾，他说：“学者立言，为国家谋福，为生民立命，在这种紧要关头，是可以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岂可以用‘实行独裁政治所需要的条件或者不至于如此的苛刻’一类的模棱论调轻轻放过吗？”对丁文江的不满意是极其明显的。又说：“今日提倡独裁的危险，岂但是‘教猿升木’而已，简直是教三岁孩子放火。……我可以断断的预言：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的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相对于“新式的独裁”，他反对的显然是“旧时专制”。他担心的是由“新式的独裁”改头换面而成的“旧时专制”鬼，继续原来的面目，这是不能不引起极大的注意的。
      丁文江也不迷信独裁制，以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新式的独裁”只是比“民主宪政”更适宜而已。他之所以不迷信独裁制，是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实行独裁的首领责任太重大了。任何富于天才的人能很难称职。何况这种制度的流弊太显明了。要能永久独裁，不但要消灭政敌，而且要使政敌不能发生，所以一定要禁止一切的批评和讨论。在这种制度之下做首领的腐化或‘盲化’只是时间问题。”两者的看法实际一致。
      另外，胡适之所认为“独裁政治”不好的原因有：“民治国家的阿斗不用天天干政，然而逢时逢节他们干政的时候，可以画‘诺’，也可以‘No’。独裁政治之下的阿斗，天天自以为专政，然而他们只能画‘诺’而不能画‘No’。所以民主国家的阿斗易学，而独裁国家的阿斗难为。”在丁文江《再论民治与独裁》的结尾，他担心的就是：“目前中国的领袖不怕没有人‘拥护’，而怕没有人好意的批评。政治上地位稍微稳固一点的人，连一句不愿意听的话，都传不到耳里。……”所以我们才要“组织小团体，公开的讨论我们根本的信仰和政治的主张。”两人所说的实际上还是一回事。
      这也是二十年之后，丁文江因为意外事故去世，胡适之回过头看丁文江那一时期的政论文章，对“他的爱国苦心，他的科学态度，他的细密思考。”念念不忘的原因。2008年，欧阳哲生整理七卷本的《丁文江文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文集前附有长篇《前言》，对丁文江的一生，有一个系统的论述。该《前言》中所提炼出的“丁文江精神”，指的是“一种为中国科学事业而献身的奋斗精神！”具体则为：“有发展科学的理念，前瞻性的科学眼光，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与国际学术界密切交往的宽广胸怀，热情扶持青年学子的诸般善举。”与胡适之的说法似有很大吻合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