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通州
我是北京城里出生、长大、变老的80多岁老头子,可从16岁进潞河中学,虽然只念了一年,就跟通州结了一辈子的缘。
报考潞河
1953年我从广安门大街小学毕业。我们的级任(班主任)老师杜师成,回民,家在通州城里。那年中学难考,正好潞河提前招生,考不上还可以再报考别的学校。杜老师跟我们说愿意去的,可以试试。我们班去了11名。我15岁,第一次独自外出,六十五年后的今天,记忆都是碎片。学校计划招两个班,100名学生。报考来了5000多人,那时通州属河北省,潞河中学叫“河北通县一中”,考生有北京城里的,周边各县的。我们考试前一天报名排到五千一百多号。考生要在学校过夜,教室礼堂都是考生,穿着衣服,互相当靠背,坐着,倚着,靠着,居然睡得挺香。我们11个人在礼堂楼梯的拐角处过了一夜。当时叫 “潞友楼”。在有钟楼的那座楼(当时是教导处、总务等办公室)的东边。第二天按考生编号安排考场,靠前的在教室,靠后的在校园的草地上,一人一个木凳当桌子,两块砖头当座位。考卷铺凳上,铅笔盒放草窠上。个子高的同学,岔开长腿,和坐地面一样,佝偻着在凳子上答题。最后录取了200人,在草地考场上新盖了四间教室,50人一个班,四个班甲乙丙丁,我在丙班,级任女老师赵世敏。
学校饭厅
每月八块钱伙食费,包干儿。我享受助学金,每月八块,不用交钱。一日三餐,粗粮为主。那时没实行粮食定量标准,大肚汉也能充其量。副食就人头份儿了,不够吃,盐随便加。
早自习以后吃早饭,小米粥、玉米面窝头、咸菜。八仙桌(方桌)一桌八个人,站着吃。开学时饭厅门外贴名单,几号桌,八个人的姓名,一学年都固定。开饭前,一小白铁桶粥和一大盘咸菜丝,就摆在桌了。盛窝头的大笸箩,条凳支着放在伙房门前通道上,自己随便拿。午饭晚饭是菜汤和一大盘炒菜,也是在桌上摆好。主食自取,玉米面窝头发糕、高粱米饭,一周也就吃一两次馒头和大米饭(机米)。同饭桌八个人,不分班级,互不认识,新生中农村来的孩子占多数,又不知道这里的旧规矩,出过些笑话,高中生里有天主教徒,他们饭前祷告,碗筷放到桌上,垂手低头默念经文,祷告完,抬头动手吃饭。该是八个人到齐,等他一小会儿,桌长分菜到各人碗中,菜汤或粥自己盛,取主食,天热端到门外吃也行。新生没注意这些,不认识桌长,也不等人齐,自己把菜拨到碗里,端着走了。教徒祷告完了,一抬头,盘干桶净,只能白开水就窝头。也有来的晚些吃不着菜的。乱了一两天。碗筷自己刷,自己保管,饭厅有碗橱,分格编号。也有带回宿舍的。
那时物质生活差,多数家庭,早饭吃前一天的剩饭:烤窝头片、烫饭,学校食堂一样,粥会新熬,窝头剩的加热,高粱米饭给炒炒,是抢手货,美味,一抢而光。
宿舍
我们新生住“人民楼”。进校门左拐,八角楼连着一大排带走廊的二层楼,当中有向后开的门,门两旁是楼梯,门外是锅炉房。和门对着是校长办公室后墙,办公室和学生宿舍是一体,可突出在走廊外。四个人一间房,各占一角,一块铺板俩凳子。冬天冷,睡通铺,靠北墙。没有散热器,顺墙走的锅炉房热气管道供暖,在铺下,睡觉,脚暖。没有洗澡设备,早晨打水宿舍屋里洗脸刷牙,脏水泼洒走廊外地下,冷天泼洗脸水的瞬间,沾水的头发冻成冰,啪啪的打脑门儿。
交通
礼拜六下午回家,礼拜一早晨返校,交通比现在差远了。坐火车,前门车站,三毛五车票到通县南门,学校南边下车,五分钟走到校门口。坐汽车,也三毛五。走朝阳门,比火车慢还颠簸,但限制少,还能看街景,不过,慈云寺往东,路两旁黄扑扑庄稼地,到定福庄“通县界”的大石碑,茕茕孓立。常营清真寺在车里看得见是最显眼建筑,八里桥东北桥头一座工厂新盖的红砖房,说是打蛋厂,把鸡蛋蛋黄分出来,蛋清做化学原料。
去西集小学代课
家庭困难,不容吃闲饭。一心想当教员,认为教小学能胜任愉快。以在通县念中学当理由,給通县人民政府教育科写信,要求去通县教小学。居然给我回了信,说不能解决。我和人家无理纠缠。人家有信必复,我是见复则辩。闹到人家无奈,1954年十月,通知我去西集小学。当年给政府写信、造访,能得到不厌其烦的认真对待。我喜出望外,本该去教育科见个面,由他们送我到学校。我竟然自己带着行李直接奔西集了。到通县换车,才知道西集不通车,只能到马头,过运河,坐“二等”(自行车后衣架)。到马头天黑下来,一同下车的还有两位四十多岁的大叔,也是在这里换车。很热心,主动跟我搭话,“到哪儿去呀,小伙子?”“今儿走不了了,咱一块儿找个地方住一宿吧。”他俩带着我在街上挨门问“有地方借宿吗。”有一家留了我们,不是旅店,普通住户,一明两暗三间房,右首一间让给我们。屋里东西没收没动,箱子柜没上锁,桌子上女主人的雪花膏梳头油,摘下来的簪子、耳环也都摆着。靠窗户通屋大炕。房东给铺好三个被窝,送来一壶茶。说“早点歇着吧。外屋有尿盆儿,睡时拿进来。”照顾很周到。没有脱衣,拉开被子盖身上,就睡去了。早上醒来,房东在外屋做好早饭,玉米渣粥、玉米饼子、白薯、咸菜。吃完饭,给房钱,房东推让再三才收下。走到运河边的渡口,一条大木船停着,没有座位,二三十号人站在船舱里。一位五十多岁的艄公站在船头,收费,照顾客人安全。长篙点河岸,船动岸退。
对岸渡口有“趴活儿”的二等车。行李挂衣架一侧,抱着脸盆网兜坐上衣架,车主一声“坐好喽啊”,掏裆蹁腿,上了座子。熟练轻巧。我初次,又抱着东西,怕,紧张。揪着心,汗浸浸的到了目的地:西集。
在西集生活了一个多月,是我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在这古老集镇的短暂经历,留下一生的深刻记忆。
学校上课在镇的北头一座大庙里。坐北朝南,门前一道东西走向的街,门对着是南北走向的大街,庙在丁字街头。庙有四层院子,头层院子,一条过道,只东屋四间教员办公室。二层南房北房,教室,教员宿舍。三层教室,最后头的院子很大东南角四间库房。院子里有单双杠、秋千、攀登架等。有个后门,出去就是镇子外头了。在我这个城里孩子的眼中,“一望无际”的广阔大地,远处一道“矮墙”和天际相接,那是大运河河堤。古老的运河搂抱着古老的西集,二老厮守,天长地久!
出大庙前门往东,路北是政府机关,区公所、税务所等,很简陋的旧房。路南是“联合食堂”,机关单位员工、学校教员都在这里吃饭,用饭票,两个饭桌:一张圆桌,一个大树根,放碗筷饭菜,围一圈,站着吃。每顿有三四样菜,随便挑。炒咯折、炒韭黄、炸小鱼等,比在家吃的好。没认识人,低头吃,吃完走人。睡觉是在王老师和臧老师俩铺当中支块铺板,仨铺,挺挤。王老师四十多岁,臧老师比我大两岁,他俩都是通县人,离家远,住学校。和臧谈得来,放学以后,我俩出后门走走,他爱写诗爱看书,有时背几首让我听,说说最近看的书。一来二去,我俩成了朋友。他家在卜落垡,我家住广安门,1956年就到我家来过。在最困难的时候,经济上精神上,互通有无,互相鼓励。想到朋友在看着,就有了信心,有了冲破困难的勇气,友情是力量!
1954年到2018年六十四年,我们的交往没有断,而今都八十开外,我有几年没去卜落垡了。他女儿带他到天坛医院看牙,他还顺便到广安门来看我。友情依然在,腿脚不如前。有人倾听你的絮叨,有人劝慰你的不爽,友谊的作用无穷尽,现在有电话、有视频,聊天、见面,随时随地,随心随便,不似当年,胜似当年!
大运河的水沟通南北,大运河的水润泽人心,通州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用爱心呼唤爱心。
认识的第一位通州人是小学级任老师杜师成,回民,网上说他是通州清真寺的经师,大概年过九十了,还在工作。1952年他在广安门小学,住在学校,一间小西屋。晚饭后同学常去找他,他能吸住学生,待学生如自己子弟,不烦不燥,没有爱心,怎能有这样的魅力。1954年去西集时曾拜望杜老师,他嘱咐社会和课本内容不同,遇事多通融,不然容易碰钉子。满满的爱护之情。
潞河的级任老师我休学后,给我寄书刊,写信指导。师生情谊,今也则无!
我在潞河时的校长方田古,没接触过,可我知道怹的事迹。他是十几岁参加革命的老党员,1950年从老校长陈昌祐手里接过潞河中学的校长职位,干到离休。1995年总结一生从教的经历,写出《汗滴禾下土》一书,卖书收回五万元,全部捐出。设立“运河奖教金”。 从1996年开始,奖励通州地区中小学青年模范班主任。每两年评选一次。本金不动,所需奖金全由方田古一家人出。 先后有140多名青年 受到 奖励,奖金逐年渐增,累计发放20多万元。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一家人!
2014年方校长逝世。留下遗嘱:他的住房出租,租金捐给“奖教金”和困难学生。子女后辈不得中断此善举。
潞河中学2017年12月28日,庆祝建校150周年。期间举行了方田古校长铜像揭幕仪式。人们永志不忘胸怀大爱的前辈功德。
还有小人物,一辈子交情的臧先生。六十年前他遇到点事,用钱。到北京找我,我给凑了30元钱。感激涕零了,几年后买书寄给我。明送礼暗还账。文化大革命,我停了工资,下放农村。他也不能教书,给瓦匠当小工糊口。知道我的情况后,居然寄钱接济,自顾不暇顾他人,虽是友情,更是爱心。大运河的水浇灌润泽各阶层的人们的心,心怀浓浓的爱意。人生在世,也有怨忿,然而“怨无大小,生于所爱。”(辛弃疾语)爱是根基。培植爱,宣扬爱。爱使我们宽容和谐,使我们诚信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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