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没方向不包括演出质量？”
“演出质最由思想作风来保证！”
“思想作风拿什么保证？！，
“靠长期的、坚持不断的培养！”
“就是宣誓、唱歌？！”
“不能小看……”
争到这里，俩人激动而困惑地看着对方。什么时候这个论点自己转了个圈？刘队长想起这很象一种妙不可言的音乐技巧“卡农”。这技巧的最大特点，就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变调，使结尾能平滑无痕迹地偷渡到开头；在转了几圈之后，听众感到似乎巳远离原来的调了，可滑稽的是，它突然又不动声色地出现在原来的调上。
和刘队长的争论使教导员一向不愉快的心情更加不愉快了。但最后迫使他下决心离开这个思想作风很差劲的宣传队，是因为宣传队有了舒适的住处。他极力反对宣传队搬到任何舒适的地方去。他认为住帐篷能提高人的思想境界，生活过得越艰苦，日子过得越不舒服，人的境界才会越高。见大伙欢天喜地地拆帐篷，他觉得这伙人没救了。反正他花了全部力气也没使这支队伍优秀起来，这就证明只有如此，他无能为力了。
当大伙看见那把藤椅越来越破，积满尘垢，才想起教导员真的走了。再也没人坐到那把椅子上，滔滔不绝地对他们进行教育。大家从此管那把藤椅叫“教导椅”。有次刘队长训话，有人好心好意端了“教导椅”给他坐，不料他训完话，站起来喊“解散”时，那藤椅却紧紧扣在他身上，两侧扶手钳住了他的屁股。他带着它走了好几步，才摆脱它。
宣传队新搬的地方是幼儿园的卫生院。幼儿园就在马路对面，他们在那边新开辟了一块地盘建了个卫生院。迫使卫生院搬迁的是隔壁这家橡胶厂，日夜机器轰呜，还时常撒出恶臭气。来这里住院的小家伙们夜里常常惊醒，还被臭气熏得面黄肌瘦。本来这院子打算拆，首长们灵机一动，不拆了，正好赏给宣传队。反正宣传队不怕吵，他们本身就够吵的。
刘队长派人在卫生院饭厅镶了些镜子，就改作排练室了。这些镜子是花很少的钱买来的，因为它能使人彻底改变模样。只有名叫彭沙沙的女兵特爱照这镜子。她矮胖，但镜子却能把她抻长，浑身还尽是曲线。
刘队长最不能容忍的是这些人对演出的随便态度。他们可以在一分钟前谈笑风生，一上舞台立刻变成一张悲愤交加的脸。刘队长认为，不论是悲愤和喜悦都要早早呆在那里准备，把情绪蕴积在心里。因此他总是一刻不停地到处呼啸：“情绪情绪！没事别瞎跑，坐在那里想想角色！”对于这个宣传队，他相当于正规军领导一帮土八路，时时让他感到吃力无比。
“徐北方哪里去了？谁见他了？”他不相信居然有人能从他眼皮底下溜走。
“我看见他出去了。”有个人答道。这人是团支书王掖生，他正拿大顶。因为头朝下，他嗓音变得很怪诞。他酷爱拿大顶。拿大顶对于他有多种功效，能鼓劲也能休息。他从不伸懒腰，睡醒觉先在床上拿个大顶。
“是上厕所去了吗？”刘队长问。
团支书说：“不是。他往桃园那边去了。”他回答得很肯定，因为他头朝下也能东张西望。
桃园里，徐北方回头看一眼身后的陶小童说：“我打赌，你现在就猛打哆嗦！”
“真去偷啊？”
“你小声点。那地方不远，就在这园子后面……”
一会儿工夫，俩人便钻进这黑房子。门上了大锁，贴着封条，他们是从破窗洞里钻进去的。窗子没玻璃，钉着马粪纸。用手一捅，纸板竟象油酥饼一样松软。他们没想到一切会如此顺利。
徐北方划根火柴：“怎么样？看清没？”
陶小童呆住了——四周全是书！
“他妈的，咱俩死这儿算啦！”他张牙舞爪，“来！用绳子捆！”
俩人摸黑象刨土一样把书从高处刨下来。书就这样胡乱垒成一座山。这几间房子原来是园林工友们住的。六六年，他们卷了铺盖造反去了，便用它来堆放俱乐部的破烂，比如书，比如唱片，比如办美术训练班用的石膏像。清仓查库那天，光是书就用翻斗车装卸了几回。石膏像一尊尊被蒙了布，抬到途中，孩子们非要挑开看清某些局部，一趟趟跟着跑，显出对生理器官急不可待的求知欲。然后这屋子一锁就是好几年。大孩子吓唬小孩子说，桃园后面有个太平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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