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害怕看见老头子的眼泪。阿奶一死，爸爸宣布马上领我回去，阿爷慌慌张张看我一眼，忽然哭起来。他哭的时候头一点一点，不注意还以为他打瞌睡。
妈妈对我说：“他有什么可哭的，你又不是他亲孙女！”
爸爸说：“立刻收拾东西！”他命令我把自己的和阿奶的一切东西都归到一处，由他们带回上海。
半夜，我悄悄从妈妈身边溜开。见阿爷的房里还有灯光，便趴在门缝上往里看。老头子纹丝未动地坐在原地，我想他准睡着了。推开门，他一下子回过头，苍老的脸上全是泪。
虽然我知道一哭准糟，但我还是哭起来。我们俩就这样隔得老远，相对垂泪，直哭到妈妈闻声赶来。她莫名其妙也跟着哭起来，接着哭醒了爸爸。似乎到了此刻，大家被一种共同的悲哀团结起来了，其实是各哭各的。第二天一早父母离开了苏州。他们改变了主意：把我留给阿爷，暂时安慰安慰他，这是看阿奶的情分。阿爷感激不尽地笑了。我从来没见他这样笑过——这样复杂，这样自卑。
“我们下次来，是要给小童迁户口的！”爸爸口气强硬，他已战胜了暂时的脆弱。不管我懂不懂，爸爸已在阿奶死后告诉我：阿奶和阿爷有过极不名誉的过去。
他们又朝四周喊起我的名字来。
我感到又饿又渴，口干舌燥。一再努力而发不出声音，使我的两扇肺也疼起来。人有了希望而无法接近它，真是活受罪。
有人在轻轻抽泣。听出来了，是蔡玲。
“哭有什么用？”
一个熟极了的声音说。但我绞尽脑汁也想不起这是谁的声音。
“大家别喊了！”熟悉的声音又说，“你们想想，她要听得见咱们喊，会不答应吗？”
我又张大嘴，丹田微微发颤，但还是一点效果也没有，我急得要发疯了。可越急越找不到发音要领。就象蔡玲那种奇怪的病，小便憋得越厉害越尿不出。
他们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停下来。其实他们再往前一点，就有可能发现我。但他们灰心了，提前为我哀悼起来。没人再吭气。
我突然冒出了个怪念头：是不是我已经算死了？死搞不好就是这种状态吧，它使你照样感觉着人间的一切，却无法做出反应。其实谁能搞清楚死人有没有想法，思维是否与肉体同时停止活动，灵魂何时脱离躯壳，出窍的灵魂又以什么形式存在，等等等等。真的，说不定我已经死过了，活着的是灵魂。
这样一想，我更希望他们把我找到，由别人鉴定一下：我是否活着。我不相信自己的鉴定，好比我不敢自己下结论说自己是个绝对的好人一样。
我做过无数好事，但我不一定是个好人；我还在转各种念头，但我不一定还活着，两者是同样道理。
蔡玲一边哭一边用手在石堆里刨。在那儿是挖不出什么名堂的，假如你再前进几步，就会刨出我的一堆头发。
我的头发又黑又密。有次洗完头，我站在院子里晒太阳，徐北方偷偷把我画下来，还给画取名叫“穿黑蓑衣的姑娘”。他准备拿这张画去投稿，结果被孙煤撕了。其实画的是背影，不知她凭什么咬定是我。我早上说过，孙煤的感觉很神秘。
当然，徐北方现在失去了画一切人的自由。他闹得太过火了，居然亮出一杆真枪来，还把枪口朝一位首长脑瓜子比划，这下性质就变了。按待遇他该送军事法庭，但另一位首长说造成他行凶的原因很复杂，不能单方面追究责任，先把他关进警卫连小黑屋写几天交代再说。宣传队派人去送东西，问他什么话他都回答：“他妈的！”
“喂！你们看！”蔡玲果真刨出东西来：“一只鞋！”
那是我的鞋。
“证明她肯定在附近！”
我突然听出来了：做出如此英明判断的人是孙煤！我的班长，我的情敌！她差点当上电影明星已离开宣传队快一年了，她怎么会来这里，来救我？”
“咱们分头找吧！”有人说。
“天这么黑，瞎找能找出个鬼来呀！”有人又说。
“对，明天天亮再来找吧！”一大群陌生人说。
只有蔡玲还在卖力地刨挖。她又刨出我另一只鞋子。似乎坚持刨下去，就能把我一部分、一部分地刨出来。她呼哧呼哧的喘息几乎就在我耳边。
这回我说什么也得喊出来。我张大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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