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的第一份工作，是给一家香港杂志社打工。不到两年吧，却也就走过了从编辑到责任编辑再到“代理主编”的全程。好吧，说是代理主编，其实却也是有名无实的，甚至那名，都是半遮半掩。年轻的主编大姐生孩子去了，另一个资深编辑离职了，剩余的两个编辑，我就算最资深的。于是，在主编休产假那段时间，需要有“主编”出席的时候，或者需要主编署名的时候，也就是我了。那时成天出入五星级酒店参加各种活动，采访跨国集团老总，极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但也让我更快发现，这行不适合我。不适合，是因为觉得不踏实。某一天，我忽然发现我跟人聊天时，动辄就说自己认识谁谁谁，好吧，我确实认识他们，但是，他们认识我吗？这么一想，也就意兴索然了，于是，决定跳槽。
跳槽最难的是下决心，找下家倒是不难的。一方面，虽然貌似代理主编，但是我的待遇其实很低。身为三流大学毕业的工科生，进入那家香港杂志社本身就有不少的运气成分，2004年入职时薪水只有两千多，嗯，刚好需要交个税。就算升职后加了几次，但起点太低，一次加个几百块也没啥大的改观。钱少，下家就好找，不像现在，猎聘网上比我薪水高的职位，基本上都不适合我。再就是，杂志社的人面很广，认识很多企业市场部的人，而他们也希望找个编辑去做市场传媒。当时手头有好几家可以挑，最终选择了一家瑞士企业。选他们的原因不太记得了，但其中有一条，这家单位有食堂，我采访他们时去吃过，酱鸭和螃蟹的味道很不错。
上海的消费很高，杂志社那点工资，吃好是想都别想，中午也就是一盘盖浇饭解决问题，而且只能是猪肝的，还不能吃大肠的。有一个新入职的东北同事，负责IT，工资跟我半斤八两。不过他消费比我高，因为他有女朋友，爱玩网游还抽烟。于是，他中午盖浇饭都吃不起了，我常见他去路边包子摊买几个大肉包子当午饭。小伙个头很高，也很帅，那时为了挣二十块钱晚餐补助，我俩常一起加班，只是，名字真心不记得了，我跳槽后再没见过他。除了盖浇饭，偶尔我们也出去聚餐，凑钱点几个炒菜。工资虽然低，还是有点外快的，参加厂商活动，会有红包。记得第一次接采访任务，是去香格里拉酒店那边，结束后，对方给我一个红包。我刚想推脱，看别的媒体都收下了，也就没好意思。回到自己的出租屋经过一夜的心理斗争，第二天还是拿去跟主编大姐上缴。看着我掏出来那个皱巴巴的红包，大姐都笑瘫了：“你拿着就是了。”
入职瑞士公司市场部时，工资其实也没涨多少，大概也就是五千来块钱。不过当时我挺满意的，上下班有班车，不用挤公交地铁了。为了让班车的福利效应最大化，我特意沿着班车路线选了一个群租房。是的，就是我在《上海房东》里提到的群租房。八十几平的房子，分隔成五个房间。我那间最便宜，只要500块钱，是原来的厨房改装的，房间里还有一个水龙头和小水池。除此之外，也就是一张床，一个简易衣橱和一张电脑桌。既然厨房给我睡了，当然大家也就没有厨房用了。房间里炒菜是不允许的，但电饭煲烧点米饭或者粥，又或者煮个菜都可以。那时我常在周边小饭馆里吃晚饭，或者买个速冻水饺回来下着吃。也会煮米饭，至于下饭菜，就去小区后面的大润发超市买。晚上八点多以后，熟食和面包半价处理，确实很便宜。
群租的几个人，相处地都很一般，基本上回到家都是各自门一关，谁都不搭理谁。毕竟都知道只是个临时落脚点，不知道哪天就搬走了，事实上也的确换人很频繁。其中我有印象的是三个，一个是我山东老乡，在老家是小学老师，跑到上海来，到房地产公司做文案。他特别骄傲于自己的文采，时而会吟诵自己的诗作给我听。我听不出好在哪儿，但还是附和赞美，毕竟，都不容易，他当时都三十多了。另一个是上海本地人，老家是崇明岛，整天宅着打游戏，但对电脑精通，我电脑有点小毛病就找他，一瓶啤酒就帮忙搞定。第三个不是一个，是一对小夫妻，他们租住了最大那间房子，租金1200。女的长得圆润，刚从外贸公司离职，开始自己单干。男的是退伍兵，貌相很凶，但人其实很和气，也很热情，像马桶堵了这些事儿都是他搞定。我眼见着他们生意越做越大，最后好像搬走去苏州开厂了。
去苏州后，那女的为了怕国外客户不信任她，想保留个上海的座机号码，当时求到我的头上，我也就答应了。现在想想，其实是有风险的，但当时却也没那么重的防人之心。还记得她打电话给我时，我也已经搬家到上海房东那边了。我答应了后，她在那边千恩万谢说：“等你结婚时，我帮你媳妇挑一套最好的婚纱。”她是做婚纱及各种小饰品外贸的，婚纱在苏州加工，小饰品在义乌进货。她一直在催着老公学英文，但他老公特别排斥。为此，小两口没少吵架，我还劝过。不过，后来自然也是没了联系，我跟叶子结婚时也没买婚纱，而是找婚庆公司租了一套。婚庆公司表现很一般，但考虑到一分钱一分货，也就无所谓了。更关键的是，不管是喜宴还是婚庆公司，都是岳母掏钱，老人家甚至没要一分钱彩礼。
群租房的那几年，是迄今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间段。2005年底我搬过去，入职新公司。正当我边吃着鸡鸭鱼肉和饺子俱全的免费午餐，边畅想着美好的人生时，娘被确诊肺癌，晚期。我还记得当时大表姐陪同大大和娘来上海复诊，说是复诊，其实，县上的诊断很清楚了，只是抱着万一的希望吧。医院那边当时黄牛很厉害，我们天不亮就打车去了胸科医院。接诊的专家是个老阿姨，她这么说的：“晚期。保守治疗，可能还有三年的时间；如果手术成功，可能还有五年，但成功几率不大，如果失败……”那个决定并不容易做，父亲和我面面相觑，他问我：“要不，打个电话问问你哥，听听他的意见？”我想了想说：“算了，就保守治疗吧。”父亲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娘一向胆小，我们一直瞒着她，没告诉她病情，只说是很严重的肺炎。本来想带着他们在上海玩几天的，但娘的身体很虚弱，最终只是去了南京东路看了看，大表姐就带他们回家了。保守治疗之初，娘的身体恢复地挺好。2005年春节回家，她还张罗着烧饭，像正常人一样。家里慢慢也就有了些过年的味道，我们都想着，没准，有奇迹呢。奇迹终于没有发生，娘很快就走了。屋后的邻居听说娘生病了，过年时送来一只大公鸡。娘不想欠人人情，拎着鸡给人送回去，然后，她感冒了，从病倒到去世，不到一个月。我不记得娘的忌日是哪天，事实上，我至今都不敢去回想那段日子。娘生病的时候，我在试用期，没有假期的。我跟部门领导说要回家去探望，说实在不行，我就离职吧。他对我说：“你先回去吧，离职的事儿，等我实在顶不住了再说。”我回家一个星期，看娘病情略微稳定些，或者换个更难听地说法，看她一时半会还走不了，大大劝我先回去上班，因为找份好工作不容易。
回到单位没多久，接到电话，说娘不行了，让我赶紧回去。我赶上了见娘最后一面，或者说，她强撑着等到了见我最后一面。我到医院时，看到了头发快掉光了的娘，她已经吐了一天血沫了，但那口气还在。我过去握着她的手说：“娘，我回来了。”她说：“回来了好。”这是她最后一句话。
娘上百日坟后一个星期，大大也走了。他先是咳嗽，自己怀疑也是肺癌，心里压力很大，但其实确诊了，只是普通的肺炎。治疗过程中，他的心脏病复发了，就此不治。对于父亲的去世，医生都觉得纳闷，因为从病情来说不应该是致命的，最后也只能归结为他自己求生欲望不强。娘去世后，父亲过得很不好。哥哥让他去跟他们一起住，父亲只去了一个星期。当时侄女还小，嫂子在家看孩子，父亲觉得跟嫂子在家里不自在。哥哥要给他找个看大门的活计，他又不想去。于是回到老家，自己面对空荡荡的房子。他是典型的山东男人，一辈子没下过厨房的，于是就到叔叔和姑姑们家里吃，自己也觉得不舒服。后来三姑父在自己的建筑公司给他安排了份管理工作，那是他的老本行，可以跟建筑工人们聊天，至少白天挺开心的，但晚上回到冷冷清清的家，我知道，他还是会很难过，且那份难过，无人可说。
父亲刚查出肺炎时，自以为是肺癌，坐车来了上海，有交代后事的意思。我带他去医院查过，就是普通的肺炎。只是因为他的心脏病，有些药不能用，所以，治疗上有些棘手，但并非无解。那时刚好搞婚纱外贸的小夫妻搬走了，二房东还没找好下一家承租人。我就临时转租了那间大房子，跟父亲一起住在那里。每天，父亲坐公交车去医院打针，我去上班，晚上回来，一起在附件的小餐馆吃饭。父亲很难过，他觉得我过得很艰难，那么小的房子，还跟人合租，没有厨房。这种条件，跟家里那种大房子自然是没法比的。虽然我自己其实挺满意的，但却没法跟他解释。父亲住了两周就走了，他走的时候，我能看出他的失落。果然，没多久，他就住院了。我向公司提交了辞职信，然后回去陪他。那时候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初是我放弃了给娘动手术，如果娘没走，父亲或许也不会这样。
单位并没有批我的辞职信，领导打电话给我说：“先忙家里的事儿吧。”外企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甚至几个坑的，我不知道我不在的时候，其他同事怎么帮忙顶过来的。我就在家陪着父亲，直到他病情好转，医生也说让他出院了，我才回到上海。然后，不到两周，我接到电话，父亲去了。我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这是最大的遗憾。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在我陪他的那些日子，我们爷俩聊了很多。他跟我讲他跟娘年轻时候的吵架，讲娘这辈子多不容易，讲结婚时爷爷奶奶其实不喜欢娘，因为外婆家成分不太好，且太穷；他跟我讲在建筑公司的各种应酬，讲有钱人和地方官玩小姐。我问他：“你怎么不去？”他笑着说：“想过来着，但不能啊，回来怎么见你们？”他是纯爷们，家庭责任感这事儿，哪怕我只从他那边学到一鳞半爪，但也足够让这个世道的朋友圈里那帮妇女艳羡。
2006年，娘走了，大大也走了。回到上海，我放弃了那个追了很多年的初恋女友，追不动了。公司给了我两个白包，一个是大大的，一个是娘的，各三千元。那钱我一直留着，直到买婚戒的那天。两年后，公司帮我把户口迁到了上海。我在那家公司工作了四年，我爱它，像自己的家一样。那公司几乎所有的文案都出自我的手，它的网站是我改版的，它的企业宣传片是我撰稿的。当时那家合作的好莱坞公司老总很喜欢我写的稿子，想找我给他们写文案。后来，我推脱不过，帮他们给一家房地产公司写过，他要给我钱，我没要，他送了我一条大大的火腿，还有一些其他礼物。偶尔加班，搭领导们的车，一次跟副总回家的路上，他说：“你写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已经听多了赞美的我没当回事儿，笑着说：“那是，我写得好嘛。”他摇摇头说：“好的我们见多了，不一样的。你是真喜欢这家公司，像喜欢自己的家一样……”
是啊，我的家没了，那些日子，我拼命地工作，既是报答公司的知遇之恩，也是希望自己能够不要有空去想那些悲伤的事情。我是真把那公司当家了，就连一起出去旅游，回来时我做的PPT，有的同事都存了十几年。离职，是因为老总的秘书空降过来当了我们部门的领导，我没有了晋升空间。她没这部分的经验，我手把手教了她近半年，直到她都会了，我才走，期间错过了不止一个机会。离职原因，我跟公司坦白说了，毕竟我要在上海安家，要买房。离职时，我把在公司四年的点点滴滴做了一份PPT，五年后，遇到那公司的一个新人，他说他认识我，他见过很多我写的东西。哪怕离开了，那仍然是我最爱的公司，没有之一。所谓“抢”了我位置的那位女领导，我们私交也很好，我离职去了新单位后，还给她儿子当过家教。我最好的两个朋友，也都是在那公司工作时的同事。当时都是单身汉，租的房子不远，下班了常一起吃饭，偶尔一起去K歌，如今，其中一个的孩子读小学了，另外一个，都有二胎了。
后来，叔叔说，你们哥俩都不在家，房子不如卖了吧，也好给你在上海买房凑个首付，毕竟连续有两个人是在这房子里去世的，老是空在那边，以后也卖不起价了，房子坏得也快。我们答应了，于是，那套大大和娘努力了一辈子赚来的两层小楼，从此，跟我们再也没有了关系。我其实不是很怀念那栋小楼，还是更喜欢更早前的那套带南屋的平房，那套房子里，没有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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