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 鹰
一
除了贝多芬，我还没有见过比库尔贝更狂妄傲慢的艺术家。
对于一个18世纪的画家来说，能参加法国的官方沙龙展，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只要在这个沙龙展出自己的作品，很可能就会一夜成名。
1855年，库尔贝特邀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这当然也是库尔贝所渴望的机会。但是，当主办者纽维尔开尔克按照展出前的要求，向库尔贝提出要他先交上自己的早图时，顿时一下子就激怒了这个艺术狂徒。他觉得对方简直在羞辱他和他的艺术，当即就愤怒地拒绝了纽维尔开尔克这一并不过份的要求，因为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是不需要经过评审团评审的，他觉得评审团这样要求他，就是在限制他的艺术自由。结果，他最得意的作品《我的画室》没有通过这一最高权威的画展。
一股自以为势不可挡的艺术旋风，就这样被戴上了一副沉重的镣铐。
但旋风终究是旋风，即便戴上了镣铐，也会卷起一切尘埃。
固执而又傲慢的库尔贝，在极度的愤怒中，便在博览会的美术展览厅傍边租了一个木屋，举办了法国美术界第一个个人画展，用自己的40幅写实作品打出了“写实主义”的艺术旗号。那幅他最喜爱的也是后来让世界美术界震惊的《我的画室》，就挂在他的个人画展最显眼的位置。也许是对他那个过于寒酸的展区感到好奇，展出期间，每天也有零零散散的几个人来到他的画作前，但没有一个人对他的画给予一句好评，他们好像是在看一堆被人遗弃的残花败朵，看一眼就走了。其中，只有一个看起来很有些绅士风度的老年男人在他的画展前看得最仔细，起码看了足有一个多小时。这个人就是当时已经大名鼎鼎的画家德拉克洛瓦。遗憾的是，德拉克洛瓦也没有在他的这次个人画展中给过他所渴望的评价。也就是说，这股黑色的艺术风暴并没有产生它应有的回响，甚至连一片树叶和羽毛都没有被卷动起来。
这个艺术事件，更加加深了库尔贝对那些宫廷画匠们的不屑和法国政府的痛恨。
1856年，库尔贝离开法国，到了比利时。
两年后，他又到了德国。然后，他又依次奔波于伦敦、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海牙等国家，巡回展出自己的写实主义画作。
在自己的国度被紧锁的写实主义绘画旋风，却在同是欧洲的其它国家找到了它的金钥匙，写实的旋风在这些国家掀起了齐天的光芒。1869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授予库尔贝金奖；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授予他圣米迦勒勋章。
当时在法国掌握着皇权的拿破仑三世也还算个识时务的国王，这个势利的独裁分子得知天不怕地不怕的库尔贝在其它国家拥有了天高的声望和荣誉后，才知道自己做得实在有点过火了，才意识到这个狂妄自傲的家伙给法国艺术界带来的那种不可估量的隐患。而消除这种隐患的最佳办法只有继续使用自己手中的皇权，不过不再是压制，而是收买，这是世界历史上所有的当权者共同的伎俩。于是，这个最会见风使舵的拿破仑三世便违心的授予我们可爱的艺术英雄库尔贝一枚荣誉勋章。可库尔贝却并不买他的帐，并不给他的国王一点面子，他居然像一个警惕性很高的孩子拒绝一个人贩子递过来的一块廉价的糖一样，毫不犹豫的拒绝了他的国王的这分美意，然后拂袖而去。
这不由使我想起了贝多芬在与国王相遇时，昂首挺胸目不斜视与国王擦身而过时迂腐而又可爱的神情和气度。
二
一个人的清高和傲慢是需要资本的，没有资本的清高就是一种矫情和轻狂。
库尔贝曾经也是一个没有任何资本的画家，他曾经也茫然过虚荣过。
这个葡萄园主的儿子从法国南部奥尔南小镇他的故乡来到巴黎的最初动机，就是要做一个画家。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通过法国每年一届的最权威的官方画展，展出自己的作品，使自己尽快出名。因此，他从1841年到1847年，用七年的时间画了一大批肖像画、风景画风俗画和宗教画，这其中包括他的《带黑狗的库尔贝》和《田园中的恋人》。可他的这个想法很快就遭到了自己的怀疑。因为这种完全迎合画展而画的东西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荣誉，他的那些画还远不如他的那份畸形的爱情那么引人瞩目。因为，1847年的库尔贝已经28岁，而就在这个时候，那个迪耶普鞋店老板的女儿、比他大11岁的维基妮•比内却和他的爱情开花结果了，她为库尔贝生下了一个儿子。可他在美术界却还是无声无息，既没开花也没结果。
这期间，库尔贝虽然已经尝试写实风格，已经看到头顶有一道闪电，但还没有看清闪电之后的天空。
要想让法国沙龙看到这片天空 ，就必须要在这片天空刮起一股暴风骤雨。
因为有诗人波德莱尔、进步人士皮尔•约瑟夫•蒲鲁东、美术批评家焦耳•尚弗勒里和奥尔南老家的好朋友马克思•布香这些人的支持，写实主义的绘画主张在库尔贝的心里一下子变得清晰起来，清晰得就像早晨的蓝天白云。
于是，1848年1月，库尔贝写信告诉他的父母：我现在即将取得成功，身边有很多重要的人物支持我。我们要创建新的画派，我可能会是这个画派的领导者。
旋风的力量终于在法国的上空卷起了一股强大的气流。
1848年，随着法国的二月革命之后新的共和国政府的成立，官方沙龙取消了评审委员会。没有了这道讨厌的关卡，库尔贝的那种完全自我的艺术秉性总算有了任意张扬的机会。在这次画展中，他参展的十幅作品成了沙龙上一道写实主义的艺术盛宴，它们都博得了一致好评。人民在这次画展上看到同一个画家这么一批具有排山倒海之势的写实油画，看到这么一大片从社会底层身上散发出来的油彩的芳香，都把目光投向了被突如其来的成功惊喜得有点惊慌失措的库尔背贝。他们没想到，这个大胡子乡下人居然可以用那么真切自然的画作打败那么多一向被国王喜爱的华丽粉艳之作。他们似乎也意识到，一场新的绘画风暴已经席卷而来。
虽然第二年又恢复了评审委员会，但用于库尔贝在上一年沙龙展的轰动与成功，评审委员会给了他一个特权：他的作品不需要参加评审就可以直接进入沙龙展。这也就导致了库尔贝在1855年的万国博览会沙龙展上的傲慢与霸道。
值得库尔贝再次扬眉吐气的是，1849年的这场沙龙展，他又有七幅作品登堂入室，成为这次画展的焦点。其中，《奥尔南的晚餐之后》还获得二等奖，并被法国政府购买，收藏于里昂博物馆。
三
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枪打出头鸟”。
这句话用在库尔贝身上倒也十分贴切。
因为他就是写实主义画风的一只出头鸟。当这只鸟从连续两届的法国沙龙展中张开他陌生的翅膀飞向法国的艺术上空的时候，因为人们都从没见过这种奇怪的鸟，固然就对他投来了好奇和惊讶的目光。但这只鸟毕竟来自乡下，他的那些写实的画作明显带有乡土的气息，明显还沾着一些乡下才有的泥土和尘埃，明显呈现出一种乡下才有的抑郁和苦涩。这样的画，这样的鸟，怎么能进入法国那些华丽高贵的色彩的殿堂呢？怎么能被那些自以为是、不可一世的美术权威们容忍呢？在他们眼里，这样的鸟只能在乡下行走，在乡下觅食，在乡下筑巢，在乡下飞翔。这样的鸟飞到富丽堂皇的法国上流社会，只能被戴上镣铐，然后被关进一只生锈的铁笼子里，让他饱受饥饿和弊闷。
当然，对于即将套在自己头上的枷锁，库尔贝还浑然不觉。他还以为法国的艺术殿堂已经给他打开了一扇天窗，此刻的他正在仰望着那扇天窗寻找自以为很辽远的天空。
直到1850年，当沙龙上展出他的巨幅油画《奥尔南的葬礼》后招来一片嘲笑与骂声，他才看到正在伸向他的那副冰冷的镣铐。高举学院派保守风格的画家和美术评论家对他这种大逆不道的“平民艺术”给予了肆意的抨击，法国政府甚至怀疑他的画有反政府动机。正站在天窗上眺望远方的库尔贝，一下子就被这群沙龙统治者狠狠地从这扇想象的天窗推了下去。直到这个时候，我们天真单纯的库尔贝才完全清醒过了，他拍了拍自己被这重重的一推摔痛的脑袋，睁开眼睛，看到自己已经被推到了他一直热爱着的这座殿堂门外，殿堂的门窗早就紧紧的关闭了。
于是，一股愤怒的风暴从他的心底涌了出来。1851年，面对法国媒体对他的狂轰滥炸，他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宣言：“我是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民主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我只以所有的变革者为我的朋友。”
在向法国媒体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当然不可能想到，第二年，法国就建立了第二帝政。可以想象，库尔贝对法国当局的这番厥词会给他招来怎样的横祸！
四
封杀一个艺术家对于一个国度的当局人来说，就等于是顺手扯掉原野上的一枝野花。
库尔贝那些画作本来就是充满野性的花朵。当这种野花散发出来的那种气息再也无法令法国沙龙那些保守派们忍受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想到要将其连根拔掉了。要不然，1855年，那些沙龙的当权者怎么会对本来享有不经过评审委员会直接进入沙龙特殊优待的库尔贝提出要他先提交参展的草图呢？这显然是在向他敲响警钟，显然是在驱逐和排斥他。因为这是一次世界性的最高权威画展。如果让库尔贝进入这样高规格的画展，就等于在默认和接受他那些土里吧唧的乡土画，等于是把那些乡村的野花摆到了圣帝的头顶上。
库尔贝虽然天性高傲，但他更是个明白人。他知道，沙龙的这个无理要求其实就是对他的写实主义画派的一场无形的绞杀。
可是，库尔贝可不是一个容易屈服的人。尽管他也知道，要想再进入这次沙龙显然已不可能，但他还是不愿意放弃这次机会。一个那么清高傲慢的画家，为了自己的艺术主张居然愿意放下他尊贵的面子，愿意承受那种几乎是寄人篱下的委屈，在画展的旁边租一个旧木房来展示自己高贵的艺术，这多少应该是能打动一下那些顽固的沙龙保守派的，多少应该能引起美术界哪怕一点点关注的。可事实上却并不是这样。在法国这个全球艺术氛围最浓郁的国际大都市，我们这个为艺术而忍屈负重的库尔贝兄弟的这种行为，得到的却仍然是一致的嘲弄和不屑。
一个具有强大创造力和博大的艺术良知的年轻画家，就这样在自己的国度被戴上了绝望的镣铐，最终被迫走向异国他乡。
五
库尔贝带着沉甸甸的收获回到他热爱而又伤心的祖国之后，仍然没有得到他应有的尊重。我这样说也不完全正确。因为法国国王拿破仑三世给他授予过荣誉勋章，这可是艺术界的最高荣誉啊。可我们可爱的库尔贝兄弟不仅很傲气，而且还很有骨气，他就是不要这枚破勋章，他知道他要了这枚勋章就等于伸出双手让法国当局戴上了一副镣铐，那样，他就再也没有自己的人身自由和艺术自由了。
与国王作对、与政府抗衡的库尔贝，最终再次收到压制。他的画虽然在自己的祖国逐步得到了美术界的认可，但法国政府还是不愿收购他的画作。在这种境遇下，库尔贝那种艺术家偏激的秉性便像被一块巨石压着的泉水一样冒了出来。他居然画了一幅很不雅的作品《会议归来》去参加沙龙展出。这幅作品画的是酩酊大醉的神职人员的丑态。这样的画明显是会招来当局的反感的，但此刻的库尔贝已经无所畏惧。
这应该算是库尔贝第一次与法国当局正面顶撞。
这次还算幸运，《会议归来》还没引出什么麻烦。这可能与拿破仑三世即将垮台有很大的关系。这时候的拿破仑三世的皇位已经摇摇欲坠，他可能顾不上一个画家那点小小的捣乱了，或者是已经不太在意一个画家笔下那片油彩的小小力量了。
库尔贝真正的厄运是在1870年。
这一年，用于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惨败于普鲁士，拿破仑三世终于垂头丧气地走下了他不可一世的皇位。随即，以工人为中心的共和政府——巴黎公社成立了。满怀一腔政治抱负的库尔贝被一群进步文化人士推到了竞选台上，且顺利地被当选为议员，并担任法国艺术家协会主席。
遗憾的是，巴黎公社在第二年的5月就被野蛮与暴力推到在一片血泊之中。
由于参与了巴黎公社捣毁作为权力象征的旺多姆广场的拿破仑纪念像，库尔贝被新的政府逮捕，并被判罚款五百法郎和六个月监禁。
也不知库尔贝当时是什么感受？也不知6个月之后的库尔贝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法国的天空是下着大雨还是艳阳高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库尔贝的内心从此再也没有了阳光。政治的阴霾已然遮蔽了他对自己的祖国的那份阳光般的热爱。出狱后的库尔贝又回到了他的画室，他决定远离政治，做一个纯粹的画家，画出他内心那些真实的忧伤和苦难，描摹内心那些真实的美丽和残缺。
然而，他的这个作为艺术家最基本的愿望最终也没有得到顺利的实现。
1873年，新当权的麦克马洪元帅再次翻出旺多姆广场事件这本老账，对库尔贝进行了一场致命的清算，要他支付重建旺多姆广场纪念像所需要的全部费用。而且，还要没收他所有的作品和他家里所有的财产。 这就意味着，库尔贝将在一夜之间倾家荡产，变成一个不折不扣的穷光蛋。在巨大的厄运面前，一个曾经那么锋芒毕露那么傲慢清高的艺术家不得不低下他高贵的头颅，带着沉重的镣铐逃亡于瑞士的拉托尔德培尔茨，一直在漂泊中度过他生命中最后的四年暗淡时光，最后于1877年12月3l 日客死于瑞士他乡，成为一缕再也不能回到自己祖国的幽魂与叹息。
载《广州文艺》2010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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