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家庭贫困，根本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他官职太低，又得不到权势人物的疏通。以前的朋友们，到这时都躲得远远的，生怕自己惹着了什么。连亲戚们也都装得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这回事一样，谁也不愿意凑钱来救其命。这时候，司马迁只好“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
司马迁在监狱里静静地等了一阵，也像是什么也没有等。他很明白地知道，自己的选择只有两项了：死，或者接受腐刑。
死是最简单、最自然的。在那个弥漫着开疆拓土之势、征战杀伐之气的时代，人们对死亡看得比较随便。司马迁过去侍从汉武帝出巡时，常常看到当时的大官由于没有做好迎驾的准备而自杀，就像懊丧地打一下自己的头一样简单，周围的官员也不以为意，例如当时河东太守和陇西太守都是这样死的。这次李陵投降的消息传来，不久前报告李陵战功的官员也自杀了。据统计，在李陵事件前二十余年，汉武帝所用的五位丞相中，有四位属于非自然死亡。因此，人们都预料司马迁必定会选择痛快一死，而没有想到他会选择腐刑，承受着奇耻大辱活下来。
出乎意料的选择，一定有出乎意料的理由。这个理由的充分呈现，需要千百年的时间。
腐刑也没有很快执行，司马迁依然被关在监狱里。到了第二年，汉武帝心思有点活动，想把李陵从匈奴那边接回来。但从一个俘虏口中听说，李陵正在帮匈奴练兵呢。这下又一次把汉武帝惹火了，立即下令杀了李陵家人，并对司马迁实施腐刑。
刚刚血淋淋地把一切事情做完，又有消息传来——那个俘虏搞错了，帮匈奴练兵的不是李陵，而是另一个姓李的人。
五
司马迁在监狱里关了三年多，公元前九十六年出狱。
那个时代真是有些奇怪，司马迁刚出狱又升官了，而且升成了官职不小的中书令。汉武帝好像不把受刑、监禁当一回事，甚至他并没有把罪人和官员分开来看，觉得两者是可以频繁轮班的。
不少雄才大略的君主是喜欢做这种大贬大升的游戏的，他们在这种游戏中感受着权力收纵的乐趣。
升了官就有了一些公务，但此时的司马迁，全部心思都在著述上了。
据他在《报任安书》里的自述，那个时候的他，精神状态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过去的意气风发再也找不到了。
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这段自述通俗似白话文，不必解释了。总之，他常常处于神不守舍的状态之中，无法摆脱强烈的耻辱感。越是高贵的人越会这样。
在一次次的精神挣扎中，最终战胜的，总是关于生命价值的思考。他知道，那个时代由于大家把死看得过于平常，因此爽然求死虽然容易却似九牛失其一毛，或似蝼蚁淹于滴水，实在不值一提。相比之下，只有做了一些有价值的事情之后再死，才大不一样。正是想到这里，他说了一句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的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
在他心中，真正重于泰山的便是《史记》。他屈辱地活着，就是要缔造和承载这种重量。
人的低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真正的屈服，一种是正在试练着扛起泰山的姿态，但看起来也像是屈服。
司马迁大概是在四十六岁那年完成《史记》的。据王国维考证，最后一篇是《匈奴列传》，那是公元前九十年写就的。
我们记得，司马迁遭祸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为李陵辩护时有可能“影射”了汉武帝所呵护的将军李广利不得力。就在公元前九十年，李广利自己也向匈奴投降了。司马迁把这件事平静地写进了《匈奴列传》，他觉得，一个与自己有关的悬念落地了，他已经可以停笔。
这之后，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他到底活了多久，又是怎么逝世的，逝世在何处，都不清楚。
有学者从卫宏的《汉书旧仪》、葛洪的《西京杂记》和桓宽的《盐铁论》等著作中的某些说法判断，司马迁最后还是因为老有怨言而下狱被杀。但在我看来，这些材料过于简约和暧昧，尚不足凭信。当然，简约和暧昧也可能是出于一种仁慈，不愿意让人们领受司马迁的二度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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