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五年前的事了。如今想起她,我的心里仍然痛。记得那时候,我经常回老家去。母亲不在了,永远离开了我们。我们兄弟刚刚把她老人家安葬下去的时候,飘了一夜的大雪陡然停了,天朗气清,江山如画。但我此后还是要经常回去,去母亲的坟上看看那些荒草,顺便也看看父亲的坟茔,再看看家里的兄弟。母亲健在的时候,我总是不断地回去,每个月不下一次,只要她一个电话,说她病了,说她头痛脑热了,或者是便秘了,又或者浑身不舒服了,谁谁谁又对她不好了,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奔驰400里,跑回去听她倾诉苦楚,好让她放宽心。只要她看我回去了,她的心里就不那么难受了,病也好些了,痛也不觉得那么厉害了。
1
母亲故世五周年的清明节,我又一次回到了村里。祭奠完毕,我想我该去看看村里的几位老人,几位父亲母亲的故友。我小时候在村里受苦受难的时候,他们没有落井下石,还给了我极大的善意。他们都是好人,是我始终尊敬的好人。我收入不高,但是买了几盒纯牛奶,首先去找了达公公。在达公公家里刚坐下来,他就问我:“桂婆婆死了,你晓得么?你上次刚走,她就上吊死了……”
我心里一沉,她怎么就这样死了呢?
其实,桂婆婆的死,我是早有预感的。我以前回去也去看她,给她买牛奶、买蛋糕、买土豆饼。她在闲置的旧猪舍里接待我,无力地倚靠在床沿上,唉声叹气地诉说她身体不好,抱怨她天天离不开药,还抱怨过年也看不到儿女们。她一口气说了很多,说儿女们没来给她拜年,说过年都喝不到独女的一口水,也喝不到儿子们的一羹汤,还说已经多年没有阖家团圆了。“他们不来看我,丢下我一个孤老婆子,他们怎么就那么忍心?我不求他们别的,只是想喝水的时候,他们能给我一口水喝。”她这样对我说。我向她告辞的时候,天气沉闷,她的脸色却归于平静,是内心倒海翻江后复归平静的那种。那时我知道了,她有了死的念头。“老天,怎么不收了我去?让我在世上受这样的苦?”她反复这样说。但是,我能为她做什么呢?不能!我只是希望她坚强地熬下去,熬得久一点。好死不如赖活,好好熬吧,我这样为她祈祷。
谁知,那天我回去,心里正想着她,却得到一个噩耗,桂婆婆已化作了尘土。
2
我的概念里,桂婆婆是典型的农家妇女,矮个子,宽身架,国字脸,哈哈大笑,声如洪钟,又能吃苦耐劳。她的丈夫,我喊他道公公,曾经是精瘦精瘦的汉子,一双手竹筒一样,皮肤黝黑黝黑的,身架很像又高又干的干柴。
道公公小父亲小几岁,却比父亲高一辈。父亲在村里没什么朋友,只和道公公往来最密。尤其和母亲吵了架,父亲不往别家跑,只往道公公家里去。他坐在道公公家的矮凳上,两个人用一个竹烟斗抽劣质黄烟。大哥当兵的时候,从广西的部队寄回一些金黄色的好烟丝,父亲也拿出来和他分享。他们坐在干打垒、泥巴墙的陋屋里,彼此靠近,闷坐着,并不多话。父亲拿出一个烟斗,打开黄烟袋,装满一烟斗,吧嗒吧嗒抽起来,抽完了,磕掉烟灰,再装一烟斗,递给道公公。如此循环往复。
桂婆婆和我的母亲也是好朋友,她们有事没事都会在一起诉说冤苦,互道委屈。平时借东借西,她们也不找别人,专找彼此。桂婆婆有四个儿子,一个女儿;我母亲有六个儿子,一个养女。
上世纪70年代,因为两家穷得叮当响,两个女人生怕养不大众多儿女们,就冒着“投机倒把”的风险,偷偷去做“生意”。那时,每家每户都有一点自留地,种了一些个头大,看相好的辣椒、苦瓜、茄子之类,他们尽量摘了去卖,自己却吃黄的虫的;再把队里分到的棉油、菜油、布票省下来,半夜三更偷出村去,跑到铁路上去爬货运列车,再到新余、宜春、萍乡去卖。政府打击严厉,抓到了就给戴高帽子,挨批斗,游街,受尽羞辱。两个女人总是小心翼翼,东躲西藏的,就好像历尽艰险的游击队员。有好多次,她们险些被抓了,机灵地躲进了城乡的夹道里、女厕所里、沟坎里、烂泥塘里、臭水沟里,甚至躲进只能容下一个人的排污涵管里。
好不容易熬到改革开放。地里能多打粮食了,可还是不够吃。儿子们都长达成人了,但都没一个结婚的。两个女人操碎了心。我的父亲是个闷葫芦,只管干活,不问柴米油盐;道公公则身体不好,越来越骨瘦如柴。当家的两个女人,这时可以放心做买卖了。母亲和桂婆婆便继续做些小贩小卖。那些年,山里人的黄豆丰收了,却总是卖不出去,就有人把黄豆寄存在镇上的亲戚家里,等待时机出手。我母亲镇上有个好姐妹,家里存了好多山里亲戚的黄豆。那姐妹对母亲说,你何不挑一些到城里去卖,也能赚些差价贴补家用呢。母亲说,我又没本钱,怎么要得?姐妹说,你不要死脑筋,亲戚交代了,谁能卖得出,尽管挑去先卖,卖完了回来结账。母亲就又邀了桂婆婆,一起去卖黄豆。
天黑了,桂婆婆跟着母亲用麻布袋挑着黄豆赶往火车站,扁担在田野间咿呀咿呀地响。她们一脚石头一脚坑,很快到了铁路边。悄悄藏在草丛里。一列货车开过来,灯光照瞎人的眼睛。哐当一声,货车停下了,她们闪电一般,爬上了一节火车,眨眼间把黄豆传上去。爬火车往往是这样,倘若运气不好,她们可能爬上了运煤车,就要在煤车顶上坐几个小时。车顶上的大风几乎会把人刮得飘起来,她们就匍匐在煤堆上。如果运气好些,就可能正好上了空车皮。空车皮里呆着风小,不会有被刮下车的危险。夏天的车上,风吹凉爽,若是秋冬,那可真是苦不堪言。夜晚,黑咕隆咚的车皮里,朔风从四面八方钻进来,呼啸着直割人的脸,让人身上好像没穿衣服一般,冰冷到骨头里去。轰隆轰隆的车厢摇摇摆摆,不小心就会让她们在车皮里打滚。
萍乡是浙赣铁路湘赣交界的最后一站,所有货车似乎都要在那里中转停留。倘若火车到得早,她们就在街头铺一块塑料布,睡几个钟头,如果刚好天亮,母亲就带着桂婆婆从火车上爬下来,顾不得满脸满身的煤灰煤渣,挑着黄豆就赶往萍乡的菜市场。人山人海里找个位置,摆开架势开张。如果价钱不好,就挤挤挨挨去挤公交,转到安源煤矿的菜市场。如果还不行,又要挑着担子跑,再坐公交转到高坑煤矿菜市场。直到她们觉得价钱高些了,才会在那里停顿下来,把黄豆一斤两斤地称出去。
通常,她们的黄豆都会在中午前后卖磬,然后收拾好麻袋、扁担,才想起肚子饿了,要吃一点东西。吃几个馒头,喝一碗清汤,再扛着扁担麻袋返程。照样偷偷爬火车,照样坐在煤车上或者空车皮里。如果担心火车不在本镇车站停,她们就会在新余车站下车,然后花三毛钱坐绿皮车。如果没有赶到绿皮车,她们就走路。新余到家里有四五十里地,她们紧赶慢赶,往往要披星戴月,晚上十点左右才到家。
卖一趟黄豆,她们一般能赚一担谷钱,九块五毛。桂婆婆回家把钱交给道公公,叮嘱道,莫乱用掉了哈!赶快到镇上去买担谷归来。第二天,道来公公果然到镇上买回一担谷。
3
母亲亡故以后,我每年落地回老家去。家乡的风俗,一年两祭,一春祭,即清明,一冬祭,即至至。上坟培一层土,撒一壶酒,放一挂鞭,烧一些纸。可是,好几年回去,我都没有遇见过桂婆婆。想起她的时候,我就会自问,她还在不在呢?
大约2016年春,我又一次回去祭奠父母,照例去看望几位老人。先去找了财来公,可是门关着,死寂死寂的,门里一片漆黑;再去拜望福来公,福来公欢天喜地接着我,非要留我吃昼饭。我声称还有事,转身就往达公公家里去。
走在儿时玩耍的巷子里,所见没有几间好房子,到处都是断垣残壁。我有些伤感。这些几百年的老木屋啊,不知承载过多少代人的梦想和生活,如今都要随着先人的远去而坍塌殆尽了。
将近正午,太阳有些老辣。达公公家里很热闹,几位老人在那里闲坐、聊天。我将一盒核桃汁放在老八仙桌上,达婆婆就连声喊:“哎耶耶,你又买什么了!……来就来,还买什么东西!”这时我看到了桂婆婆。她也露出既惊喜又意外的神情,睁大眼睛道:“哎耶!你是春?你是春……”然后激动得连连拍巴掌,叹道:“哎哟哎哟勒,真是你!你几时间回来的?••••••”
我又跑回车上再提了一盒核桃汁给桂婆婆。桂婆婆接到手里,疑惑的问:“……还有我的啦?真的还有我的啦?……”
我坐下来和他们说话。他们正在说财来公。财来公十多天前已经死了。我说,去年秋天还去看了他的。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家里,告诉我身体其他都还好,就是崽女们都出门挣钱了,自己一个人很不方便,老驼背痛得不行,最不想自己弄饭吃。达来公接话说,财来公好可怜,辛辛苦苦把六个崽女拉扯大,临死前瘫在床上动不得,没一个子女陪在他身边,给他送终的。春节前,子女们给他请了个服侍他的人,是邻村七十多岁的老王。老王年岁也大了,只能给财来公洗衣煮饭,端屎端尿。那天财来公屙了一床的屎,人也昏死过去了。老王搬不动,正好听说他大儿子回家过年了,老王就去叫他来搭把手,谁知这儿子却不肯,嫌臭,不沾边。清明将至,雨水纷纷,财来公就这么冇声冇气地死了。
我听了想哭,但是不好插嘴,不好议论。转头问:“桂婆婆,您这么久去哪儿了,都还好吧?”
“哎呀嘞,不好呐!一身咯病嘞!什么都冇得吃。除了吃不完咯药,天天吃碗子稀饭……”桂婆婆难过地说,“你妈在世时,你经常抽空回来,我的几个崽女,过个年都没见他们影踪,一口水都吃不到,孙子孙女啥个样也不晓得。我天天病怏怏,看个病都没人帮,要自己去看医生••••••”
说着说着,桂婆婆眼睛红红的,一口一口地喘粗气。我怕她伤感过度,立刻把话打住了。桂婆婆起身出去。
离开达公公家,我准备去哥哥家吃中饭。走到巷道口,突然看见桂婆婆慢慢从墙角处拐过来。她右手拄着一根粗木棍,左手提着一个塑料袋,颤颤巍巍走过来。看见我,她绽开笑容道:“哎耶!春,你在这里呀……我没什么好东西给你恰,几个土鸡蛋,自己生的,你带回去煮了恰哈。”
我接过鸡蛋,从兜里掏出200块钱。桂婆婆叉开双手,极力要挡住我的手,可是又没有力气。我把钱塞进她的衣袋。她仰起头,定定地望着我,浑身颤抖起来,眼里满是闪闪的泪花。
晚上,应验了“清明时节雨纷纷”的那句诗,黑暗里兵兵乓乓下起雨来。听着密密匝匝的雨点声,我想着桂婆婆,桂婆婆睡得好么?
4
突然想起了八九十年代。那时候交通不便,没有私车,我从山区小县城回一趟老家,路上要走四五个小时,还要到市里转车,一年只能回去两次。每次回去的时候,母亲都会对我说,桂婆婆又驮打了,鼻青脸肿,不成人样,打得做猪叫。我问谁打的?母亲说,她大儿子打的。我问为什么打她?母亲说,好像是穷,讨不起老婆吧。我又问,没人管吗?母亲说,谁有闲心管人家家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管也白管。
那个清明节的第二天早晨,冒着淅淅沥沥不停不歇的雨,我开车去镇上买了几斤蛋糕和土豆饼。桂婆婆不是每天只吃稀饭么?给她买点蛋糕和土豆饼,也许能改善一下她的伙食吧。
提着买来的蛋糕、土豆饼,我去村子西头找桂婆婆。我不知道她住哪儿。乡亲指着一栋砖混结构的楼房告诉我,那是她小儿子的家,旁边是他的老猪舍,猪舍现在不养猪了,她就住在那里。
我不知道,桂婆婆一生吃尽苦头,千方百计做了好几间屋,到头来却只能住废弃的猪舍,何等凄惨。
轻轻走进去,只见猪舍里三分之二放着废木料、过时的农具,林林总总,惨不忍睹。还有两只尿桶,臊气扑鼻。隔开的三分之一是桂婆婆的卧室,里面只有一张烂床,一张烂桌子,一台破旧的黑白电视机,一个破沙发,一只矮凳。桂婆婆坐在床前,看见我拿出蛋糕,很不情愿的样子,责怪道:“哎耶,你怎么又买东西?我怎么好意思吃你的喔……”。
“我恰不消啊,春!”桂婆婆用一种哀怨的,又有些无可奈何的语气说“我哪里会有这么多病!医生说我有高血压、心脏病、肺气肿、胆结石……不知还有些别的什么。春,我是一日难熬一日啊!晚上更是不得过,没办法瞌睡,只能在床上坐一阵,靠一阵,眼睁睁看天花板,一夜不得到天光啊。早晨起来,想洗两件衣服,不觉一洗就洗了一昼,洗得身上发热出汗,洗完爬都爬不起了!……”
带着无法言说的情绪,我聆听着桂婆婆的倾诉。
刚刚过完年那阵,桂婆婆发了肺炎,发烧四天四夜,卧床不起。她想看到儿女们,可儿女们没一个在她眼前出现。实在挺不住了,眼看好像要死的样子,她才叫来住在几米外的小儿子,让小儿子把她送到私人诊所。医生一看她的病,这还了得,高烧四十几度,哪里敢接。催促去了镇医院,医生一检查,到了要命的程度了,赶快叫她把儿子们都召齐了,要他们签字才肯下药打针。紧等慢等,大儿子二儿子终于从市里赶来。医生问,老人有医保吗?儿子们说,没有,母亲不愿医保。医生一愣,忍住气,看着她大儿子,冷眼道,你也六十了吧?你要你娘老子自己医保?你们是怎么做儿子的?儿子们居然都不知羞耻,厚着脸皮一味沉默。医生摇着头,自言自语说,哎,病成这个样子,都是耽误的。你这些儿子啊!有什么卵用!
桂婆婆继续诉说一肚子的伤心事,我才晓得,很多年了,她的大儿子仍然打她,有事冇事都会无端地打她。邻里乡亲都看不下去。
“为什么打您呢?”
“鬼晓得!想打就动手呗。”
“你哥哥就很好,蛮看得起我。他以前在家里开诊所,每次我去看病,他都要给我煮碗面吃。我说不要啊。你哥哥说,要吃点,你营养这么差,不吃没力气,更会走不动。可惜他到街上去开店了。他走了我不方便,我就好久没去找他了。”
桂婆婆有四个儿子,她一直只说到三个。后来才知道,老三前几年车祸死了,留下妻子儿子,自顾不暇。桂婆婆不愿提这伤心事。眼下的三个儿子,日子过得都不错。大儿子在市里卖小五金,还买了房;二儿子以前贩卖生猪,上当亏本后,欠了一屁股债,改行去贩卖蔬菜、贩卖莲藕之类,居然翻本了,发了点小财,也在市里买房住;小儿子就住在眼前,也在跑“摩的”,天天忙得很。儿子们小日子虽然不错,可就是不想管娘。
那些年,儿子们陆陆续续都成亲了,女儿也嫁人了,不想却应验了乡村里代代相传的那首歌谣:“苦楝子,乃乃长,娶了老婆不要娘,把娘推到壁头上,把爹扔到大路旁。”
桂婆婆说,那年她大病过一次,居然没人带她去看病。娘家的亲哥哥死几年了,真真的举目无亲。没想到,健在的嫂嫂来了,看见她那个样子,不禁放声大哭。再举目四望,没一个儿子在身边。嫂嫂见儿子们不管用,就以舅妈的身份打电话叫他们回来,一顿训斥后,要他们轮流照顾。可是,儿子们这个说忙,那个说没时间,都是互相推诿。嫂嫂怒发冲冠,就要他们每人每年拿出500元赡养费。儿子们先是不情愿,大儿媳还出来挑事,要把这个舅妈“撮死去”,嫂嫂就说:“来来来,你试试!我在地上打个滚,你能网得住?”大媳妇怕舅家的表兄表嫂,这才不敢了。
就是那天,嫂嫂把桂婆婆接到了市里,在附近租了一间地下室,姑嫂彼此照应。在城里住了十个月,桂婆婆跟周围的婆婆们混熟了,人家就问她:“你有几个后生(儿子)?怎么没看见他们来看看你?”桂婆婆羞得无地自容,恨不得一个地洞钻进去。次日,她悄悄搬回村里,到处借屋住。“缺根烂苗啊!回到家里,屋都冇得住!今天住猪舍,明天住茅棚,还都是向人家来的。可怜我一生为儿子拼死拼命做了那些屋,到头来,庙都没门,逃难样咯,过一年逃一年,老天哎,怎么不收了我去!”她哭诉道。
她哭诉时,屋外的细雨还在滴滴答答,就像人的愁肠百结。湿湿的雨,让我的心也湿淋淋的。
桂婆婆拿出一袋一袋的病历处方给我看。说,我现在没有一天是个好人。你看我两个脚,肿得跟葫芦一样。没钱看病啊!儿子们每年总共给我1500元,今年,一个肺炎全没了,我到哪里再弄钱去?如果再病,阎王老子就会要我命啊!
桂婆婆质问世道。她不知道现在的世道怎么了。她怪道来公公为什么那么早把一切抛给她,也怪自己怎么会养下这样的子女。她质问村干部不公,低保也不给她。有人儿子吃工资,吃国家用国家的,还有房有车,得了个心脏病,村里就给他发低保。她说:“为什么我就不能申请低保?我去申请他们就说我儿子在市里开店,在城里买房。还说我小儿子超生了。儿子超生关我老婆子什么事?”
最让桂婆婆不甘心的是,她不知道到底是自己错了,还是世道错了?“我是造了什么孽哟!没想到我茂年时天天受苦,而今老了,还是苦得没头没脑。我哪里知道,现在的日子反比黄连还苦呢!养大崽女又不是指望他们对我多么好,给我几多钱,只要他们有空时拿眼来瞄瞄我,病了给我一口水喝,死也知足了!”
5
村里人都很清楚,桂婆婆把儿女们拉扯大是拼了命的,让他们成家立业也是拼了命的。
道公公死时,正是全家最需要他的时候。可是,天不随人愿。道公公起初生病,声称是胃病,痛起来却像狗一样缩起。桂婆婆天天念叨给他治病,可是又没有钱,只有拖。那时,我的父亲经常去看望道公公,每次见他像死狗一样躺在床上,就喊,老道老道,你又瞌(睡)在床上啊!起来起来,这样会瞌死去。道公公起来,说想吃鱼,好久没吃鱼了,他就独自拿了鱼网到河里去。谁知回来吃了鱼,病更重了。不久,道公公因为胃癌,死了。死时才51岁。
“老道死时,家里没钱埋他。是我哥哥出钱埋的。”桂婆婆回忆说。
一个寡妇,没过几年,独撑着,千方百计给30多岁的大儿子订了亲。大儿子要结婚,房子是大事。桂婆婆绞尽了脑汁。
她的一生,拼尽全力做了三间屋,每间长不过十几米,宽不过四五米。第一间做的是砖屋。做屋要黄泥,沙子,石灰等等。她自力更生,带着儿子去村外挖黄泥,去河里捞沙子,挖了无数个日日夜夜,没花半分工钱,总算把筑墙基的黄泥、沙子备齐了。做屋木头贵,凭她的财力买不了两根,她就到县里去找哥哥。哥哥在县里做了管建设的官,办法多,人缘好。哥哥虽然当官,却不嫌弃又穷又苦的妹妹,二话不说,自己掏钱,过几天就给她买来了一车杉木,足够用。有了木头,又缺砖头。买砖头的钱更没有了,愁死了桂婆婆。乡邻提醒她,你哥哥不是有办法么?找他就是了!她真的又去找哥哥,哥哥说,我跟人打个招呼,你到砖瓦厂去捡那些破砖头。桂婆婆照着做,带了儿子开到砖瓦厂,到那一堆一堆的破烂砖瓦里去拣。拿把泥刀,给烂砖头削一削,清一清泥渣,砖头虽然有些破损,但还能用。几天功夫,砖头也够了。石灰又没有。乡邻又提醒她,只有找你哥哥呗。哥哥建议她去买石灰屑(次级石灰),交代她带几包烟去。到了石灰厂,她给提货的师傅塞了两包大前门,铲石灰屑的师傅就给她专拣好一点的石灰屑,几元钱就能买一车。
有哥哥的帮助,桂婆婆陆陆续续做好了三间屋,一个个把媳妇娶进门。她松了一口气,以为苦日子到头了,可以向“老道”作交代了。
一夜间,桂婆婆老了。
老了的桂婆婆并不期望能享多少福,她只希望儿子们常常来看她,饿了有口饭吃,渴了有口水喝,病了有人瞄瞄她。
然而,她的儿子们却是如此的薄情。我想问,他们或者并非什么十恶不赦,却怎么会如此不懂事呢?没有人说得清。
大约十年前,村里修缮祠堂,一位长者见到她的大儿子,对他说,你发了财了,也住进城里了,别忘了你娘!你娘带大你们吃了很多苦,要多把点良心给她。为此,大儿子回家怨怪桂婆婆说了他坏话,坏了他名声,一番质问,便捉到桂婆婆又狠狠打了一顿,打得桂婆婆几十天不敢出门。
6
我曾经问母亲,桂婆婆这样被儿子打了,村里真没人管么?谁也拿他没办法么?母亲还是说,谁敢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只能睁只眼闭只眼。我说,怎么会这样?母亲说,好人做不得呀!
乡邻分析道,儿子总是打娘,早年是因为穷,后来大概是打惯了吧,其他什么原因就不晓得了。
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儿子打母亲,怎么下得了手?一个“穷”字怎么解释得通?如今,我不想用空泛无力的孝道,僵硬的道德来审判他,只想用人性来追问他,他的人性是什么时候丢失的,又会什么时候回来,将怎样让人性回归?但是,我更不理解的是,同样的米谷精,怎么会养出这样的异类?如今还发展到了冷暴力,对母亲不亲不近,不闻不问,不顾不理,无情无义的地步,他还配做人吗?
呜呼哀哉!想起了我们的先祖,想起了我们的礼仪,想起了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
7
“我不得活了,我怕我是熬不出今年了。哪里熬得下去喔!”“生崽生得缺头缺脑,缺根烂苗的!过个年,你们假假子来瞄我一下,我也心安些呀。”“我又不怪过年没吃你们一口水,没喝你一羹汤,你们怎么会不来打个照面呢?……”桂婆婆和我最后一面的些话,时时在我耳边响起。
那天,离开桂婆婆之后,我想起了桂她的二儿子。他从小和我一起长大。我们曾经很要好。我问到他的电话,给他打过去。我告诉他,我刚刚去看了你母亲。你母亲很想念你,还要我转告你,你贩卖蔬菜很忙,很辛苦,就不要惦记她了,她还叫你好好做生意,多多赚钱。最后我说,你也不要只顾自己赚钱了,记得抽空来看看你娘啊!这个二儿子对我说:“哎呀,我会啦我会啦!我只有一个娘老子啊!你放心……”我以为,他的语言这样诚恳,态度这样真切,是完全可信的,他应该很快就会去看望桂婆婆的。
然而,达公公说,你走第二天,桂婆婆上吊死了,不是儿子们发现的,是别人家发现的。
我明白了,当桂婆婆冰冷的尸体放到地上,她的儿子们仍然没有一个及时赶到。
桂婆婆就这样带着哀怨死了,在她最弱小、最无力的时候,在她日日病痛的时候,在她的生命力与婴儿背道而驰的时候,在她别无他求,只渴望得到儿女们一口水的时候。
忘不了,母亲离世的那个冬日,大雪纷飞,我突然预感到,这是个夺命的冬天,便赶快带着爱人,奔驰400里,赶到母亲的身边。我们来到她的面前,她已经睡在那张百年老床上好几天了。我倒了一碗开水,和爱人一起把她扶起来,她一边喝着水,一边不停地说:“哎耶崽呐,好恰!好恰!”
如今想起,我不禁哽噎无语,涕泪横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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