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实际上，如象加地被用间接的方法加以描述的一样，她已经长大了，以反应福克纳和他的人物们所共有的需要与策略。福克纳发现了本基，他了解本基是一个“被孩子们视为典型的、天真无邪的鲁莽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他对“这个笨蛋与其周围的关系感到兴趣，他生活在这个社会里，但决不会去应付。”特别使他焦虑的是，象本基这样一个孩子是否或在什么地方可以“得到恻隐之心和帮助，使他得到保护”。他偶然发现的这个答案与康普森夫妇毫无关系，只与狄尔赛有一点关系。康普森先生是个身体虚弱的无政府主义的酗酒者，他以他的孩子们的感情与需要而自娱。甚至感到同情与怜悯时，他也不能有效地表达出来。康普森夫人是个冷淡的、多愁善感的女人，她的精力花在忧虑自己的病痛、抱怨自己薄命和坚持她身份高人一等。
“假若我能喊妈妈，妈妈”，昆丁自言自语地说。狄尔赛是福克纳最崇拜的那类基督教徒的集中体现。她令人想起加丽阿姨。她因为有一点子神学而得救了。虽然她的理解力较差，她的智慧和爱却是大的。她生活在康普森家人们的这个社会里，自己专心致志地做好当前的事；她可以“竭尽所能”去填补她周围这几个孩子在生活上被其没有慈爱的和不可靠的双亲所遗弃而留下的空位。由于其忠实的品德，她是一个较大社会的一部分，她可以“在这个家庭衰微的废墟上忍受痛苦。”她说，她曾经是头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但是狄尔赛的生活将有效行动的措施与悲惨地听天由命的措施结合了起来。他将本基对温存和抚慰的大多数需要，假若不是对帮助与保护的需要的话，都推给了他的妹妹。福克纳说，因此“他妹妹这个人物开始出现”。象本基一样，昆丁与佳森也转向加地，希望从她那里寻求以某种方式去满足他们的父母使其落空的需要。昆丁珍视他的家庭荣誉感，他认为他的父母似乎已丧失了这种荣誉感，他试图使他那娇娆妩媚的妹妹变成不被人夺走，也不令人销魂的娇娥。父母出卖土地时，佳森认为他们已经卖掉了他的长子继承权，然而他仍然贪求一份遗产，他试图利用加地的婚姻得到一种代替的财产。
因此在《声音与愤怒》中，父辈起了决定性的破坏作用。几个读者觉得，小说家福克纳的同情更多地在男人方面而不在妇女方面。但是他小说中的父亲们至少很少比母亲们走运的，他主要是同情儿童，我们不仅在《声音与愤怒》中看到是如此，而且也在这部书以后的著作中看到同样情况。久耶尔·邦德任必须生活而没有一个见得到的父亲，达尔发现，在某种基本思想上讲，他“根本没有母亲”。汤姆斯和艾伦·萨特彭的孩子们从生到死都既没有一个合格的父亲，也没有一个合格的母亲。罗莎·科尔德菲尔德生活了很久没想到却发现在她进入由童年之前就已丧失了童年。坚持，然而却是粗暴地予以坚持的这些性格重复出现容易，可是却几乎不可能独立和创新。
虽然佳森感到对他父母表示仇恨是气势汹汹的，然而他却不能亲自满意地对他们进行报复。因此他一发现了受害者们就予以帮助，他首先帮助那些象本基与拉斯特尔之类毫无办法的受害者们，或者是象加地那样拼命干的人。扩而大之，他对他家庭的蔑视使他摒弃了过去，并投入到新南方去。他在那里干起来，勿需认识他自己的庸俗唯物主义和我们看来与他母亲有关的自怜。被丢下来没有得到足够的恻隐之心和爱，昆丁、加地与本基就转向狄尔赛，也转向他们相互之间。本基没有变得雄心勃勃，他感到他父母在他生活中给他留下的空无所有，因此竭力抓住加地满足他对温存的需要的时刻。在昆丁身上，我们观察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愿望：在他周围的现实世界里遭到摒弃，他决心只能在理想的世界里找到时机。象庞德的《诗章》中的英雄一样，他在生活中怀疑是否有他想象中的佳人值得一瞧。他和近亲的关系很坏使他希望逃避现实。他把这种坏的关系归因于他心境的奇怪的彷徨和他的感情的奇怪变化。结果这使他去寻求一个静谧的藏身之所，他在那儿刻意地使他父亲一生的逻辑臻于完整。加地不同于她的几个哥哥，她建立了自己的独立并且得到了自由。但是她的逃跑切断了关系，使她不能帮助昆丁，安慰本基或保护她的女儿。终于，自由“使她卷入了不名誉与羞耻”。昆丁小姐被母亲抛弃，没有谁使她感到爱，因此她重复了她母亲的耻辱，逃跑了，不了解母亲对她的慈爱。假若在佳森的故事里，我们看见了令人厌恶的一切几乎得到了胜利，那么在加地和昆丁小姐的故事里，我们却看见了一切美丽的东西的堕落。现代的故事没有一个象他们的故事一样可以去探索叶芝在他的《第二次来临》中的现代的可怕景象：在这儿，“最好的缺乏信心”而“最坏的却充满着强烈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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