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罗马老人的故事，他将一个第勒尼安瓶放在床边，他爱它，亲吻它，使它的边慢慢地遭到磨损。我自己也作了一个瓶，但是我想我任何时候都知道，我不能永远生活在这瓶中，兴许我有这个瓶，以便也把它放在床上，瞧着它更好；肯定那样的一天会到来，不仅写作的欣喜若狂已经消逝，而且某些愿意讲和值得讲的东西也将消逝。最好这么想，当你死的时候，你将在身后留下什么东西，但是最好作成一个什么东西你死时可用以随葬。
在这个短短的声明中，这个瓶既成了加地又成了《声音与愤怒》；他为这两个“美丽的东西”创作了这部卷帙浩繁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她找到了庇护、隐居处以及表现的机会。这个瓶基本上是双重的，它包含许多事情：这个艺术家可以退隐的一个避难所或庇护地；他可以为之献身的一个女性的典型；他死后可以留下来的一件艺术品及至少可以包括他自己作为艺术家的一项表现的一个被埋葬的瓮。它是他可以自由地亲吻的一个嘴，它也是他可以在其中发现庇护所的一个世界；假若它是一个他可以进入的一个发源地的话，它也是一个瓮，他那苦恼的心灵可以在其中寻找暂时的庇护并希望去发现足以传之后代的词句。
福克纳在其所有的小说中，他感到《声音与愤怒》是“最触及痛处的”。写作它不仅再簇新了他关于目的（某些东西明天早上会升起来）和希望（他能够“相信是有效的”一个任务）的思想，它也给了它一种“肯定的、实际的然而又模糊的感情去加以描写”。在写作它时，他经受了一种欣喜若狂，特别是在“热切而快乐的信念及令人惊异的预期上更其如此”，这种信念和预期仍然在手下边洁白的纸张上保持着纯洁与忠实。如福克纳曾经指出的，因为《声音与愤怒》是一个“疯狂与仇恨的忧郁的故事”，并且因为写作它时，使他花的代价很高，那些声明似乎是令人惊讶的。但是他已经在《声音与愤怒》里发现了他在《蚊群》中所预料的那种作品：构成这个世界的平凡事件——爱和生命、死亡和性及悲哀——碰巧以完美的比例组成到一起，被大家接受为一种绚烂而永恒的美。在以后的年代中，他仍然评述他的第四部小说是一个大失败。有瑕疵的成就往往是他的理想。为了继续努力以便与他的“美好的梦”媲美，他需要不满足与希望。假若失败可以促使他走向失望的话，那么成功就可能使他失去目标：“只写一本书就可以了。它不是许多拙劣作品的总和，你知道，它是一本完美的书。它是你所希望的一个瓮或模型。”
福克纳在给马尔科姆·考莱的一封信中曾经说，他希望“作一个民间的个人，从历史上勾消或取消”；他的目的是使他的一些书成为他一生留下的唯一记号。提供那些声明既是秘密的希望，也是他对艺术的关系的一个暗中的想法。福克纳以为他的真正的本质是多样化而模糊的然而肯定地被他的小说所形象化而存于心中。而他的小说具有浓厚的自传性就在于这种稍为有点非同寻常的思想。“我还没有知道谁”，他的一个弟弟写道，“其作品较比尔的能更与本人一致??有时很难说哪一个是哪一个，哪一个是比尔本人或者是故事中这个人物。然而不知道是什么缘故，你会知道他们这两人是同一个，他们是一个人，而且是分不开的。”福克纳知道，那些人物，“那些隐蔽的但是精雕细琢的形象”，既是对他经历的生活又是对潜藏在它下面的暗地的、秘密的生活间接地进行探索、使其特点呈现出来并重新加以肯定的方法。他至少有一次激动地怀疑道，是他“虚构了他的小说中的这个世界呢”，“或者是他的小说虚构了自己”。
然而象有瑕疵的成功一样，间接的知识和间接的表现法意味着部分的完成和具有几种含意。福克纳需要只采取间接方法处理加地和他需要把自己的小说说成只是部分地完成了的一系列并非完美无缺的情节，这些情节赋予这部作品以复杂性。他对《声音与愤怒》的描述一部分是对认识论问题的贡献，一部分承认美是困难的——即认为最值得看、知道和谈论的那些事情又决不能直接或充分地看见、知道或讲出来，但是他的描述中所强调的间接与不完全对于处理被禁止的场景、显然被禁止的言辞、于危险的行动也是有用的策略。对于爱尔梅·霍奇来说，他的妹妹乔·爱地和在她幕后的“这个黑女人、黑母亲”是与“他内心深处的一个模糊形象”相联系的，这就是他所害怕和希望的每件事情的核心。因为达到这个目的，这个唯一令人满意的行动，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被禁止的，因此两者都不可能是然而又必然是爱尔梅的目的，爱尔梅的生活和艺术就成了粗糙的近似的策略。和粗糙相反，《声音与愤怒》的艺术仍然是一种含蓄和暴露的艺术——特别是与加地有关的部分是延迟、避免和回避。因为给她提供表现的这部著作也给了她掩蔽部，甚至退隐之处。除了福克纳的思想，认为间接的方法更富于情感外，他还觉得它更可随意些。因为他的希望和迟疑几乎涉及每件事情，使得他的想象力成为既是虚幻的又是引喻的，他的艺术成了臆测和猜想的卓越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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