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福克纳从来没有表现过那么深刻和形形色色的忧虑。在昆丁这个人物上，我们看到，它不只是即刻到来的失败，它是最后失败的前景。后未，福克纳将写作《声音与愤怒》与忧虑这样一个时刻联系起来：这时“写作的欣喜若狂将会过去，而且愿意讲和值得讲的某些事情也将过去。”在昆丁身上，我们清楚地看见福克纳的思想：想逃避那种忧虑的希望是蕴藏着危害的。假若他写《声音与愤怒》的部分原因在于寻求庇护，那么他写的时候心里也明白，他必然会从这事中脱颖而出。“我已经使自己成为一个瓶子”，他说，虽然“我想我随时都知道我不会永远生活在它里边的”。写完《声音与愤怒》时，他发现了突然的创伤。大概仍然可以公正地说，他一直知道他会进行那种活动的。他的小说肯定对他具有其他可能性，正如这个肖像一样，他可以通过它竭力去表达它所具有的其他含义的思想，其中包括明显的***思想和鲜明的唯美主义。我们检查一下将瓶子放在床边，以便对它亲吻的罗马老人，与“每晚将《十日谈》这样的色情书带到床上”的衰老的戴绿帽子的丈夫之间的关系，就可以开始解这个好色之徒的谜。这两个人都专心致志于一种代替和实践一种自体***。只要我们假定这个罗马老人是他的瓶的制造者，他才是优秀的，在此情况中，他象霍拉斯·本波，本波是他自己的”几乎完美无瑕的瓶”的制造者。通过霍拉斯和他的瓶，我们似乎绕了一个圆圈又回到福克纳和他的“甜心甜意”那里。因为霍拉斯不仅把他的瓶放在床边；他还用他妹妹的名字叫它。在《声音与愤怒》中，作为爱的一个原型，兄妹之间的爱取代了父母与孩子们之间的爱。在加地与昆丁之间那种爱蕴藏着的乱伦明显地显露出来了，这就象在《爱尔梅》、《蚊群》与《坟墓中的旗帜》里一样，并且也将象在《押沙龙，押沙龙！》里一样。
然而这个圈子不如它初次出现时那么完备，因为至少霍拉斯·本波与威廉·福克纳之间的一个差别是极其重要的。福克纳的瓶是他决不曾有的妹妹的代替，而霍拉斯的琥珀瓶则是他有的然而被禁止占有的一个妹妹的代替。在这点上，霍拉斯比较接近于爱尔梅，福克纳则接近于《蚊群》中的戈登。爱尔梅实际上比霍拉斯胆小些。爱尔梅与一个“身材粗大的女性、同时又是阳物崇拜者的阴阳人”干起来很痛苦，他塑造的人物与“他害怕而又渴望的”某种东西有联系。他所追求而文避开的这个东西是他埋藏在心中的一个“模糊的形象”；它的来源是他的母亲和一个名叫乔·爱地的妹妹。他的艺术象霍拉斯的艺术一样，与用于对他被禁止的人物的想象中的占有，又害怕在性方面去进行占有。霍拉斯用他妹妹的名字去叫他的琥珀瓶时，他清楚地讲出了爱尔梅只是存在于感觉中的话。然而霍拉斯象爱尔梅一样，找到一种避免昆丁扮演的命运的方法，即进行间接的或想象中的占有。爱尔梅与霍拉斯能够通过他们的艺术达到满足，以减轻绝望，而勿须引起犯罪，而这种犯罪还可能导致其他的犯罪。
在《蚊群》里，戈登的“女性的完美典型”的根源是模糊的，虽则他的艺术显然是专用于塑造和占有它。戈登的看法与爱尔梅和霍拉斯的看法一样，色情与唯美主义是不可分的，道森·费尔柴尔德说，一个男人总是为“某个女人”写作，假若她不是“一个有肉和血的动物”，她至少是“一个希望的象征”，并且“她是女性”。爱尔梅与霍拉斯在他们的艺术创作中倾向于实际的人物，他们使艺术成为对一个真实女人的爱的代替。另一方面，戈登则使艺术成为接近一个理想的方式，这个理想的本体是模糊的。关于它，我们知道两件事：它是女性，它描述亨利·杰姆士叫做的美丽的巡回和思想与愿望的借口。霍拉斯通过自己的艺术表达对一个真实女人的爱，而戈登则用暂时追求一个碰巧相貌和它相似的女人的方法表示潜心于他的雕塑典型。霍拉斯是一个失败的小艺术家，戈登则是一个奉为神圣的艺术大师——其区别在于，戈登将其毕生精力和艺术奉献给只在思想上和想象中完美存在的一个人物。在写完《士兵们的报酬》之后不久和开始写《爱尔梅》与《蚊群》之前，福克纳在去欧洲的途中，告诉威廉·斯普拉特林说，他认为爱和死是“世界上打动人的唯一的两个基本力量”。然而他的差不多等于对两者之一的想象力所从事的是他关于每一个对另一个和两者对艺术的关系的思想。霍拉斯把琥珀瓶叫做纳西莎，他也称她“你仍然是一个永恒的豆蔻年华的淑女”。“什么地方有一个故事”，福克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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