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初春，福克纳开始写关于康普森的第三个故事。他将它题为《黄昏》，他想使它成为对《夕阳》时期的一个探索，而《公道》则成了康普森的范围广泛的时期。这时他已写完了它，这第三个故事成了《声音与愤怒》，他的第一部伟大的小说。如福克纳曾经说过的，在接受访问中，他几乎可以谈任何事情；关于某些题目的谈话，他自相矛盾而感到高兴。在讨论《声音与愤怒》时，他显示了三十年的明显的一致性。自然他的谈话在他们表示的感情的质量上是不同的，在他们传达的信息的数量上是有区别的，但是他们表明他的第四部小说在他的记忆中占着牢固的地位。并且他们暗示它在他的经历中占着特殊的位置。从他的谈话里透露了几件事实。所有这些事实都明确表示，他是在个人的和职业的双重危机中写作《声音与愤怒》的。
那个危机的职业重要性是清楚的：福克纳对《坟墓中的旗帜》所怀着的高度希望为它作了准备，李渥内特的粗鲁拒绝使它得以产主，而福克纳的答复却使他强烈地要写它。越来越多的挫折和打击，很快使福克纳感到再次怀疑自己的才能。他大概知道，要出卖他的打字机和放弃他的职业的威胁是空的，但是他显然认为他可以改变他的意图和抱负，他可以教育自己勿需希望成名和报酬也可以维持生活。几年间，他为了出版而进行写作。《士兵们的报酬》发表后，他就想写在他心中的霍拉斯·李渥内特。在他的作品更加使他个人感到满意的时候，他的作品却更少地被出版商所接受。他不肯回头去写对青年人富有魔力的作品如《士兵的报酬》或华而不实的作品如《蚊群》，放弃了自己的部分梦想。“有一天，我似乎关上了我与所有出版商的地址和书单之间的门。我对自己说，现在我可以写作了，”——他这样讲意味着他可以独自地为自己写作了。他几乎立即感到了自由。他在“写作中没有感到伴随而来的任何驱使或努力，或随之而来的任何精疲力竭、或如释重负或兴味索然”，他开始写时完全没有计划。他甚至没有认为他的稿子是一本书。“我想到的是书籍、出版，没想到??适得其反，我自言自语地说，我不愿意为出版商们喜欢或完全不喜欢这本书而感到苦恼。”
但是福克纳也在不断地被个人问题缠住。为了保持个人隐私，他对那些个人问题是什么仍然含含混混。他对毛里斯·科因德罗谈到“一种内心深处的困难”使他“极其紧张”。虽然他的问题可能与爱斯蒂尔及他的“可爱的花瓶”的某些事有关，并且几乎肯定与他的孤寂与沮丧有关，然而这些问题仍然是不明确的。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只知道，它们是藏于内心深处的，并且变得与写作《声音与愤怒》有密切关系。关于写作，我们知道，它使福克纳兴高采烈，产生了一部伟大的小说，并且写作是在非同寻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显然没有任何人，甚至爱斯蒂尔和菲尔都不知道关于《声音与愤怒》的任何情况，直到此书实际上写完的时候。
象《坟墓中的旗帜》一样，《声音与愤怒》插入了杰斐逊并且回顾了家史。康普森家象萨多里斯家一样，反映了福克纳对他自己的家史的看法，他认为那是一个衰微的故事。但是《声音与愤怒》是更暗淡、更涉及私事和更令人着迷。《旗帜》尽管是受苦受难的，它几乎仍然是感情充沛的；尽管它用了家庭的传说，它仍然是公开的、可以接受的。福克纳改变了的心情、新的态度和极其穷困不仅改变了他的工作方法，而且也改变了他的写作方法。假若为自个写作意味着恢复较多的个人物质的自由，那么写作不考虑到出版商们的地址意味着变为更加实验性的自由。因此这部小说代表着福克纳向着童年时期和他最早的年代里这个家庭的结构后退，退到过去，退到内心深处。同时，通过这部小说的技巧和手法，福克纳用以发现、取代和美化等待着他去发现的回忆，他的小说表明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突破。《声音与愤怒》是四个孩子和他们的懦弱的父母的动人故事，它在主题上是复归，在风格和形式上则是创新。
有几个必然的结果内含着复归的原则，至少有两个是极重要的：第一，康普森三兄弟的出现，这使人们回忆起福克纳自己的家庭结构；第二，回忆和重复作为正式的原则。如福克纳后来所说的，几乎在写作之前，他就已经有了康普森三兄弟。为了将他们从时间与地点上固定起来，他采用他对他的祖母逝世的回忆中的一个中心事件和几个人物形象。他和他兄弟们把他的祖母叫作达姆第，她在长期患病之后与世长辞，举行了葬礼。之后被送出家，以便可以将房屋烟熏。福克纳关于格尔特鲁德·斯太因的回忆往往是重复的，而这个人和他的生活却决不重复。他喜欢说，《声音与愤怒》是一个讲过好几次的故事。但是因为他使用回忆的东西当作实有其事——只是不叫做过去的事件、关系和结构及其伴随的属性与情感，而是将其具体化，以便自由地分析和运用它们——那么这回忆的东西对他来说就决不是简单的重复了。将过去赋予现在的面貌，将现在赋予过去的色彩是从复归开始而走向创新。象这部小说的复归原则一样，它的创新原则有几个必然的结果，其中包括对加地的逐渐唤起的回忆，（加地是福克纳在回忆中加上的妹妹）及其逐步从秘密的社会走向较公开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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