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更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尽可能地缩减自己用餐和睡眠的时间，以便可以得到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他就对父亲每次在餐桌上长篇大论的感恩祷告颇为不耐烦，并询问是否可以简短地说完所有的祷告词，从而节约时间。他的一些最优秀的著作，诸如《航海的改进》和《冒烟的烟囱》等，都是在海上航行期间完成的。 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艺术精英，拉斐尔短短的一生像璀璨的流星一样划过天际，这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尽管只活了三十七年，却给人类留下了最瑰丽的不朽成就。对于那些以“没有时间”为借口而肆无忌惮地挥霍时间的人来说，他们难道不应该为虚度光阴而感到无地自容吗？ 一切伟大人物在时间上都是极度吝啬的人。西塞罗曾经说：“别人用于娱乐和消遣的时光—不，即便是用于休养身心的时光，我都把它们奉献给哲学研究了。”培根勋爵在担任英国大臣时，利用业余时间精心耕耘，终成一代圣哲。在跟一个地位尊贵的君主会谈时，歌德突然请求暂时告退，他走进了旁边的一个房间，并迅速地记下了一闪而过的灵感，以作为正在创作的《浮士德》的素材。汉弗莱·戴维先生曾经在一家药铺里当学徒，他在阁楼上利用空闲时间做实验，最终成为杰出的化学家。讽刺诗人蒲柏经常在深更半夜起床，写下突发而至的灵感，因为在喧嚣繁忙的白天，他无法集中精力。乔治·格罗特一方面对自己银行家的工作尽忠职守、从不懈怠，另一方面从不放过点滴时间，写出了传世之作《希腊史》，并以其杰出的学术成就出任伦敦大学副校长。 乔治·史蒂芬森把时间看得重若黄金，从不轻易放过。他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教育，完全是凭着个人的勤奋自学成才的，并利用积累起来的点滴时间，完成了一些最重要的工作。当他还是一个机械工程师时，就利用上夜班的机会自学了算术。 马逊·库德大夫在坐马车去看望伦敦病人的间隙，完成了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的《卢克丽霞》一书的翻译；达尔文博士也在马车上构思了他的大部分著作，在从这一家走向那一家的途中，他随时都会把自己的想法记在小纸条上，以便日后组织成文，他的身上有许多这样的小纸条，随时备用；瓦特在作为数学仪器制造商的时候，学习了化学和数学；亨利·怀特就是在不断往返于律师办公室的路上学会了希腊语；伯尼博士在马背上学会了法语和意大利语；英国法官马修·赫尔在巡回审判的过程中完成了《沉思》一书的创作。 爱默生曾经说过：“你若是爱永恒，就应当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明天还不存在，你能确实把握的只有现在。”的确，生命的意义仅存于“现在”当中，人生的道路，每一步都朝一个全新的情景延伸，人永不能回到过去。可是一般人往往喜欢回忆眷恋过去，也常对未来充满憧憬，却最不注重现在。 布鲁厄姆勋爵从来不允许自己有片刻的闲暇，由于他做事有条理，极具计划性，因而，和大多数人相比，他似乎拥有更多的闲暇时光，尽管有些人整日忙碌，但他们一生中完成的工作不及布鲁厄姆勋爵的完成的十分之一，他在政治、法律、自然科学、文学等各方面都是成就斐然；约翰逊博士在一周之内利用晚上的时间写出了《拉赛拉丝》，以便为他母亲的葬礼筹措费用；林肯一边从事勘测土地的工作，一边利用每一点闲暇时间孜孜不倦地学习法律，在照管他的小杂货店的同时，他博览群书，积累了广博的知识；萨默维尔夫人在邻居们沉醉于声色犬马的娱乐和喋喋不休的家长里短时，却在发奋学习植物学和天文学，著书立作，在八十高龄的时候，她还出版了《分子和微观科学》。 我们浪费时间的最大害处并不在于被浪费的时间本身，更具危害性的还在于被浪费的精力。无所事事和懒惰闲散足以麻木我们的神经，使得我们的肌肉日趋萎缩。奋发工作使得一个人朝气蓬勃、精力充沛，而耽于安逸则使得人们意气消沉、萎靡不振。那些惯于走在时间后面的人也惯于走在成功的后面。 昆西总统在为自己制订好第二天的工作计划之前绝不上床休息。英国化学家与物理学家道尔顿把工作看成是自己一生的支撑点，工作就是他的人生乐趣，他一共完成了二十多万条的气象记录。 在织布工厂里，仅仅一根坏的细纱就会使整匹织物变为次品，使得所有的劳动前功尽弃、付诸东流。当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人们就会追究那位犯错女工的责任，并从她的工资里扣除由此引起的损失。但是，谁又能赔偿我们生命之网中，那些坏的线头所导致的损失呢？我们不可能来来回回地掷一把空梭子；每时每刻都有某种线头被纺织进了我们的命运之网。它有可能会是那种由浪费的时间或丧失的机会构成的劣质线头，那么，这样的一些线头足以毁坏整匹丝织品的质量，并使得劳动者终身蒙羞；另一方面，它也完全有可能是由惜时如金、拼搏努力构成的金光闪闪的线头，它们将会使得人生的布匹更美丽灿烂、光彩夺目。时光如箭，日月如梭，我们永远都无法挽留时间的脚步，也永远无法停下手中的梭子，那些劣质的线头一经编织，就无法再加更改，成为我们生命中永久的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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