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盖尔芒特沙龙曾是某些人从事某种生涯的绊脚石（应该承认这是个别现象），那也是违背他们愿望的。一个前程远大的医生、画家和外交官，虽然比许多人更有天赋，却在生涯中惨遭失败，因为他们和盖尔芒特家族亲密无间的关系使医生和画家被看成是上流社会人士，外交官被看成是反对派，这就使他们不能得到同僚们的承认。法兰西学院选举团成员穿戴的旧式长袍和红色无沿帽，不只是（至少在不久以前）墨守陈规的过去和闭关自守的宗派主义的外部残余。
“教授”们头戴饰有金色流苏的无沿帽，活象头戴犹太人锥形帽的大祭司，在德雷福斯案之前的年代里，他们仍然死死守住法利赛人①的旧观念。迪-布尔邦其实是一个艺术家，但因为他不喜欢社交而得到了同僚们的承认。戈达尔大夫虽与维尔迪兰夫妇过从甚密，但维尔迪兰夫人是他的病人，此外，他那粗俗的举止也对他起到了保护作用，况且，他在家举办宴会时，只邀请医务界人士，宴会上飘溢着石炭酸气味。但是，在这些法定的社团中，蹈常袭故、囿于偏见，不过是廉洁奉公、道德高尚所索取的代价，假如在更加宽容、更加自由、很快就变得更加放荡的环境中，人们也就不会象这样墨守陈规了；在这些社团中，一位身穿银鼠皮里红缎长袍、和中世纪深居宫堡的威尼斯总督（也就是公爵）十分相象的教授，和另一个公爵——卓越而可怕的德-圣西门先生一样，有着高尚的品德，恪守崇高的原则，也象他那样铁面无情，不容异类。异类即那位热衷社交生活、有着不同的举止风度和不同的社会关系的医生。这位不幸的医生想掩盖他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的关系，但又怕同僚指责他瞧不起他们（社交界人士的想法实在荒唐！），为了把事情做得圆满，特地举办混合晚宴，让医务界人士淹没在社交界人士中，希望用这种方式平息同僚的怒气。殊不知这样做等于承认自己的失败。更确切地说，当十人委员会（实际人数要多一些）必须选举一个人填补教授职位空缺的时候，他看到投票的结果必然是一个比自己更循规蹈矩（即使才能不如自己）的医生当选，他听到对自己的否决声响彻墨守陈规的医学院，象莫里哀死前发出的“我发誓”②的喊声一样庄严，一样可笑，一样可怕，这时候，他才明白他的行为导致了他的失败。同样，那位和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关系密切的画家，就因为被划为社交界人士（因为从事艺术的上流社会人士成功地被贴上了艺术家的标签），也在艺术生涯中惨遭失败。而那位有许多反动关系的外交官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①法利赛人是古代犹太教的一个派别，以严格遵守成文法律见称，《圣经》中称他们是言行不一的伪善者。
②“我发誓”是莫里哀的喜剧《没病找病》中的一句台词。剧中没病找病的病人在发誓时总要说“我发誓”。莫里哀在剧中扮演病人。一次，当他演到第四场时，说完“我发誓”就咯血倒下，几小时后便去世。
但这是个别现象。出入盖尔芒特沙龙的知名人士基本上都是自愿地（至少自以为是自愿地）抛弃了一切和盖尔芒特精神、盖尔芒特礼节，和那个为任何一个多少是“法定”的“社团”所憎恶的难以形容的魅力格格不入的东西。
有些人知道，盖尔芒特夫人沙龙的一个常客曾在美术展览会上荣获过金质奖章，另一个是律师会议秘书，在议会中曾有过辉煌的开端，还有一个当过代办，机智地为法国效过劳，这些知情人会把二十年来不再有任何建树的人看成失败者。但“知情者”寥寥无几，而当事者往往最后一个想想自己的光辉业绩，他们认为，按照盖尔芒特精神，他们旧时获得的称号实在毫无价值。盖尔芒特精神不是让德-盖尔芒特夫人鄙视杰出的部长吗？比如，一个拘泥虚礼的部长或一个爱说同音异义谐语的部长，尽管报界对他们唱尽赞歌，可是，盖尔芒特公爵夫人却认为他们是“令人讨厌的人”，是“走卒”，或者相反，是商店的“伙计”，如果哪位女主人不慎将他们中的一个安排在她身边，她会厌倦得打呵欠，会露出不耐烦的神情。既然作为第一流政治家丝毫不能受到公爵夫人的尊重，她那些放弃外交生涯或军人生涯或退出议会的朋友们也就认为——至少嘴上这样声称——每天到他们瞧不起的一些殿下家里和这位高贵的女友相聚，同她一起吃饭聊天，这是最好的选择，尽管他们在欢乐中难免流露出来的忧郁和这个看法有点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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