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国家都为那些火热的心灵所激动，所振奋。 在北方的先驱者和南方的种植园主之间，一直存在着漫长而激烈的冲突，即便是在遥远的加利福尼亚，两种势力的对立也是那么的明显，随着内战的爆发，这种冲突也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在战争结束之后，历经三十五年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加里森以国家贵宾的身份，受到了林肯总统的接见。他看到了星条旗重新在萨姆特要塞上迎风招展。一位被解放了的奴隶向他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而这个奴隶的两个女儿，这两个如今再也不是奴隶的姑娘，把一个美丽的花冠戴在了加里森的头上，以此来表示对他的无限感激。他的功绩将永载史册，他点燃了火炬照亮了其他人的心灵，并且这火炬代代相传，直到最后亮彻人心。 大约正是在这个时候，英国政治活动家理查德·科布登—被压迫着的又一位忠实正直的好朋友—刚好在伦敦逝世了。 科布登的父亲很早就离开了人世，留下了九个嗷嗷待哺、一贫如洗的孩子。科布登在孩提时代就为一个邻居放羊，以此来自谋生计。一直到他十岁那年，他都没有机会来接受学校教育。后来，他被送到了一所寄宿学校，在那里，小男孩备受虐待，每天都是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要经过漫长的三个月才能给家里写一封信。十五岁时，他到了伦敦，在叔叔的店铺里做小职员。在这期间，靠着起早贪黑，他挤出了时间，争分夺秒地自学了法语。很快，他坐着一辆马车以商业人士的身份开始到各地工作。 科布登拜访了约翰·布莱特，希望能够得到后者的帮助，联手反对残酷的《谷物法》。因为他认为，这部不正义的法律是劫贫济富的，其作用就是把面包从穷人的口中夺走，并把它喂到富人的嘴里。但他发现布莱特先生正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因为他的妻子刚刚离开人世。“在英国，有成千上万的家庭跟您遭受了同样的不幸，”理查德·科布登劝说道，“有多少妻子、母亲和活泼可爱的孩子因为饥饿而濒临死亡。现在，在最初的巨大哀痛过去之后，请您擦干自己的泪水，跟我一起并肩作战。我们永不妥协，永不松懈，直到《谷物法》被废止为止。” 科布登看到穷人那可怜巴巴的面包被迫在海关接受检查并被课以重税，而这些税收全部被富裕的大地主和农场主所占有，他再也难以忍受，他感到全身的热血都沸腾了起来，浑身都充满了战斗的力量，怒不可遏地要对这种不公正的法律发起攻击。“这并不单纯是某一部分人的问题，”科布登说道，“社会各界都应该联合起来进行抵抗。这是一个关系到我们衣食生存的问题—是涉及成千上万的普通劳动人民与工人阶层同少数贵族之间关系的问题。” 于是，他们组成了一个“反谷物法同盟”，这一同盟的行动得到了爱尔兰饥民的大力拥护—正是饥饿本身冲破了原有法律规定的层层壁垒，并击败了顽固势力。1846年英国的《谷物法》被宣布废除。布莱特先生曾经不无感慨地说：“英国所有的贫苦人可以吃上更大、更好、更便宜的面包，这要归功于理查德·科布登的努力和贡献。” 约翰·布莱特本人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工人的儿子，在他所生活的年代，高等教育的大门对穷人是紧闭着的。但是，当看到英国和爱尔兰无数的饥民在《谷物法》的压榨下不得不忍饥挨饿、苦苦挣扎在死亡线上时，这个贵格会教徒那坚毅而高贵的心灵被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内心中奔涌着对穷苦人无比深切的同情。 在爱尔兰发生的可怕的大饥荒中，有两百万爱尔兰人在一年内失去了他们的生命。目睹这样惨绝人寰的悲剧，约翰·布莱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地投入了战斗，他的名字比英格兰任何社会名流和政治精英的名字都更有影响力。在他那不可辩驳的言辞、滔滔不绝的雄辩和坚忍不拔的品格面前，所有的贵族都为之战栗。或许除了科布登之外，与他相比，没有人在为劳动者争取更短的工作时间、更便宜的面包和更多的工资方面作出过更大的努力。 在伦敦一个破败不堪的马房里，住着一个名叫迈克尔·法拉第的穷孩子。他每日里背着一大捆报纸到街上叫卖，以一便士一份的价格将它们出售给路上的行人，以此来维持生计。他还曾在装订商和图书出版商那里当过七年的学徒。有一次，在装订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时，他的眼睛无意间看到了一篇介绍电的文章，这篇文章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他，直到他一口气读完为止。他找到了一个玻璃药水瓶、一个旧的平底锅，再加上几样简单的工具，就开始做起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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