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记奶奶（外二篇）_经典散文_.

  银戒指
　　
　　在我翻找冬天衣物的时候，一枚银戒指冷冷的从箱子底部露了出来。它在灯光的照射下反射金属特有的光芒。妻敏捷的视线即刻落在我此时的全部行动上，我有些紧张起来，不敢正面回应，麻木的余光瞥见她细致而短暂的疑惑。她还是将目光移回到宽屏的电脑面前去了，不声不响，什么也没看见般那样帮我掩盖了一宗证据确凿的罪状。
　　我必须交代的是，这是我的初恋信物，对戒的另一枚或已成为他乡异客了。除了故事中的那对曾经的小情侣，没有人知道它们的活动路径和意义。当然，即便是我这个当事人，若不认真对照旧历冥想追溯，或也是不能清楚对外呈现事实了的。并非薄情寡义，是周遭世事多弄人，也是时间冲刷旧事的力道过于猛了些、狠了些。已近五个年头了，我从孤独中一步一步退出，也从地理位置上一点一点远离，直至遥遥不相望。于是初恋真的远了，从容而自然的远去。
　　而今，我要和妻子筹备不远处的婚宴酒席了。其实，确切来说，只是准妻，但我多么喜欢这样与人叙说，也这样写在我的文章里，一个多么暖和的字眼：妻。这件事情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并传播，于是我们更忙了起来：换窗帘，购置大红色的被褥，计算宴请的同学、朋友以及同事。婚房是租的不要紧，收入微薄也不要紧，想到我们还是能借用基础物质存活下去的，我们就用最大的努力先把彼此整合在一起。闹铃响了，我们齐齐仰卧而起，刷牙洗脸，然后到楼下早餐店简便吃几只肉包子或一碗粉皮，有时候也吃油条豆浆。接着，我们就好去上班了，自行车足以承受我们的重量，这种无需电力或汽油储备的工具，轻巧又便捷。我不在意别人关于面子上的说法，妻也不在意。于是我们有条不紊地行驶着，这个季节，不少时候还能看见街路两旁的树叶不慌不忙悠然落地。
　　我可以知道妻子面对银戒子时候的那种智慧做法，是有生活积累的，也有成熟判断。不得不承认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了，是真的，我们要独立地解决工作中不顺的一个一个难题，也要勇敢的接住命运抛来的某些灾难了。时间的沉淀让我们懂得了理解和宽容，也让我们的气度必须更加恢弘。
　　银戒子已然成为我的某个时代，一个总结青春的物件。
　　终还是没有弃置它。妻小坏地说，存着，待你欺负我时，我再用它举证并惩罚你的罪行。
　　某个阶段的时间，我感到生活的慢。我以为是与山乡小城的节奏气氛有关，或也与妻子的介入生活有关系。我们时常闲来摆弄阳台的花花草草，修枝剪叶，灌水施肥。物种的多样使得常年都能见到红的花，绿的叶。周末，简装而行，或是我家或是她家都好，乡下农村的状况和环境氛围几近是一样的，我们都能很好的适应。这些美好时光里，我多次去假设，那枚戒子的去向：它去了低处，重重的从租所的窗台摔下，恰巧碰着坚硬的水泥地面，然后弹力将它移至墙角秘密的裂缝里；它静静地躺在妻子的收容盒里，木质的盒子释放出的檀香气实实地缠绕着它，我的往昔仿佛再也不会有什么动静的可能；它戴在了妻子的无名指上，宽松得有些不合适，妻子真的坏坏地笑着说，你看看，你想到你自己曾做过什么了吗？
　　我记得，母亲与我交谈时，也多次谈到给妻子买戒指首饰之类的事。我们再一次把幸福、永恒等这类关键词与这种不算稀有的金属物质关联在了一起。它那样小，甚至谈不上值钱，但在凡尘俗世间的意义却是如此不平常。不是我们跟风媚俗，而是观念礼节，是仪式，是文明的需要。我忽然明白，小小金属的威力，在某些时候显得如此巨大。
　　我想到，生命终将是有完结的一天，而银戒子永不磨灭。它冷冷的寒气和白色的光芒，永远那样纯净，那样盛气凌人。

清明内外

　　想到清明的时候，是在夜里。雷雨刚刚下过一遍，湿润的春风不动声色地从窗口潜入，摇动着花布窗帘，窗帘上被时间磨损掉颜色的花蝴蝶，也跟着动了动，突然间，像是有了生命。毕竟是春天，连夜晚也带着欢快的律动。这样的轻松不需要其他事物或情感的作用，我突然觉得我生活得这样踏实，我甚至不需要预习这种意外到访的情景。
　　我占据着夜的某一小片区域，区域性的局限注定我是不能想太远的，那么，近处又有什么值得我去说的呢？昨天么，或者前天，或也可以更早些，我都能看见水边信步的人们，他们用舒缓的运动积累小小的健康；我也看到报纸上失去手掌的工友，他微小的痛在庞大的春天里显得那样微不足道；又看到时间在一朵野地里的花瓣上消磨得彻底，我忽然地意识到，死是多么的简单，微风斜雨中，我们被不知觉地推移着，直至推向另一个世界。不知道那个世界有多大或有多小，如浩瀚的天空或如寂寞的孤岛我都不会在意，人间以外是结局，只愿与山川河流为邻。幽静处，读书听雨，种瓜点豆。我也效仿人间，远足游玩或放飞纸鸢，竹笛清音环绕山谷。明媚的欢乐似乎让我忘了之于我的另一面世界，有人正在除坟头草，烧纸钱，鲜艳的纸钱片刻成了灰烬并渗入泥土，而我只需取一片泥土便可完成富足的生活吗？他们肩上扛一把锄头，通常背上也背一把柴刀，除去杂树杂草以后，一座一座的坟茔就醒目地存在于山坡里外。光照日复一日地照在上边，这些坟茔逐渐地又被草木吞没。这一切，我都是不在乎的，我只顾着绕过我泥砌的新房到不远处的山脚或地里去做农事，翻土、下种子、砍柴、拔草，有时候也喂养家禽。他们一代又一代往来往返的人以此传递着香火，他们供奉的食物和我所种植的没有什么不一样，我只是一如既往地精心打理着我的田和地。
　　在人间，是可以通过抚摸来感知节气的存在的。抚摸晴空万里，抚摸丰沛的山泉、薄薄的雨水以及花好月圆都可以证明“清明”存在的理由。抵达清明现场，面对已故的亲人们，与他们说说话，说说现实生活状况，也有说说儿女儿孙的，倘是孩子们也带在身边的话，就要求他们也跪跪拜拜。死人总是为活人积福的，即便如我一样过着不问世事的恬淡生活，我也还是时常惦念故乡草坡上吃草的那只羊，惦念在暮色里升起的炊烟。人间的山谷，有墓碑立于松柏之间，青石上着字清晰可读。我似乎确信自己就是那个公元某年某月某日里的那个人，那日，月亮翻越山岭而来，它停在我窗前的时间真长，几乎靠近了静止。我转过身去触摸身边冷却的事物，也不做告别就跟着月光走远了。那日，我平静得几近要把自己消失掉，真像去年的某一天我躺在手术台上被打开身体以后，生和死的那种具体一瞬间就落实到我局促的意识里，我没有选择地顺从着，并且平静的跟随。
　　插一支杨柳，三月的雨就来了。谁能说准哪一片云游移过来呢，人间的天空无边的蓝。我出走又归来，我要去故乡隆起的丘陵地上探望我的祖父了，祖父一生的所有内容在清明这一天显得特别集中。而祖母坚守着最后的岁月，住在老屋里的祖母喜欢坐到门口的长凳上晒太阳，喜欢看着门前的梨花桃花一年一年谢了又开开了又谢。
　　清明只是一个概念上的仪式吗？传统的祭祀节日里，我们感恩祖先，感恩命运里的一草一木。这坟茔边浓密的松柏呀，我兄弟一样的亲；停栖在枝头的麻雀们呢，它们借着一阵轻轻的山风晃动着身子，它们灵动地在墓地的周围进进出出；坟头的那一沓黄纸呢，它那无辜的寂寞，似乎平添着清明别样的生动。

忘记奶奶
　　
　　爷爷死后，奶奶一直住在乡下的老房子里。爷爷命不好，死得早。据父亲讲，爷爷是死在福建的一个菇寮里的——他没来得及躲开一棵向他压来的大树。后来爷爷被拉回浙江老家安葬，葬在自家的山里，坟的周围围着许多树木。爷爷的墓地离家不远，奶奶不曾去看过，连清明也不去，因为她知道，爷爷不曾离开。扫墓是叔叔伯伯和我父亲他们结伴同去的，每年都一样的仪式：除草、通雨水道、烧纸钱、放鞭炮。之后的这几年，由于有规定不允许在山林里明火放鞭炮，也就不再放了。扫墓完毕之后，若是天气晴好的话，叔叔伯伯和我父亲他们就去分到户头的各自的林地走走看看，划划点点这条火路（地下埋炭的界线路）上去截止某处的林块是谁的，从那条火路横擦过去到田后坑的林块又是谁的。一个清明，除了这些归属权的温习之外，就都是冷冷清清的了。
　　清明是奶奶一年中最热闹的一天，她烧火做饭，有鱼有肉，有鸡蛋。鱼肉是叔叔伯伯和父亲带来的，除此之外油盐酱醋米，都有带。保证奶奶饮食的供应，这是时常要做的事情。奶奶会说：不要带那么多了，我吃不多，也吃不长了。叔叔伯伯和我父亲又会说：想吃什么就托信，我们买好顺叫带进来；需要什么药也托信。奶奶又说不用了，不用了，我都好，我都好着呢。她手里端着碗，目光却落在木窗外的梨树上，这时候的梨树正抽芽了，嫩嫩的鹅黄绿。
　　爷爷生前造的黄泥房有两层，共二十四间，这是为他六个儿子准备的，是爷爷生后唯一留存的财产。一九九六年冬，父亲带着母亲、两个姐姐和我从福建建瓯一个叫“九匡”的村子迁回老家松坑。那时，我们一家人是与奶奶住一起的，也同吃。这是叔叔伯伯们都满意的，也认为是我父亲做得最正确最明智的一件事情。说：回来就对了，孩子读书自己这里好，种香菇、种地都自己这里好。我父亲就老老实实的在老家种起了香菇，种起了地。
　　我们姐弟平时住校在乡里念书，周末走路回家拿点米、咸菜和钱（那时还没开通车路）。每每回家，我们都很少看见父母亲与奶奶有说笑的时候，可以说是一次也没有。后来有一次，我听见奶奶与母亲相骂，脸红脖子粗，指着手指骂。奶奶在家门口边骂边一路退去，退到门外的高坡处（这里就像是这座村子的“主席台”，谁家有被偷东西了，谁家男人偷人家老婆了，村里的受害者都会站在这里向全村人宣告），然后别过身去，向着全村人骂我母亲。让全村人都来听我母亲的种种不好，告诉全村人她就当没生过我父亲这个儿子……好像，她真的受了什么大害一般的气愤，连亲生儿子都可以不认了。也记得有一回，奶奶家的母鸡“咕嘎、咕嘎”叫了一上午，后来到鸡窝去摸蛋，却摸不着，就又歇斯底里地站到我家厨房外大声呼骂起来，说：你儿子学的坏，把蛋也摸去吃了，我这蛋是要集起来送去我梅月外甥女做月子的，我梅月外甥女身子虚，要吃土鸡蛋……这个时候，黄昏初上，山谷里的回音仿佛和天边的晚霞一样清晰、浓烈。后来，我知道母鸡也有生假蛋的时候。
　　那以后的几天，奶奶一言不发，只是闷闷地在自家的柴间里坐着，柴门敞着，只要见我家的鸡经过，她便是用铁制的火钳重重往鸡背骨上敲去，一天之内敲残一只，敲死一只。之后，我第一次听到父亲对奶奶出言不逊。再之后，我父亲和母亲收拾好秋天的稻谷和最后一季的香菇，便离开了那个村庄，举家迁到另一个乡上租房住下。没有木料和菇棚，香菇是种不成了，于是他们打散工，做短工，以此维持全家的生计。
　　打那之后，我就几乎没有再见到奶奶了。一时间回过身去点数，也已十余年了。这十多年里，常常听到同学们、朋友们会讲到自己的奶奶，讲到自己与奶奶那些不可忘怀的生动故事。我也常常认真的倾听，其间的每一个细节我模拟着它们都在自己身上经过，包括那些慈祥的笑容，甚至是衰老的皱纹都好像曾经刻在我的记忆里。那种祥和，古朴的村庄里方才有的恬然幸福，祖孙之间那种密密相连不可割断的血脉……可都是梦幻，终于还是醒过神来，看了看异乡的宽大的天空，看了看这座他乡灯火通明的城市，只是心里想到南方的边陲小村，我也有个奶奶——没有细节，也没有场景。

　　奶奶还活着，我却好像找不到关于她的好印象。我们很陌生，陌生到除了只知道还有个奶奶存在之外，就没有任何其它关联了。这些乱糟糟的回忆也还是没有让我忆起奶奶那脸的具体轮廓，也没有忆起她的皱纹和她所梳的发髻的具体形象。“奶奶”之于我，似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并且不需要被日常用到的名词，于是，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和奶奶联系在一起过，就连在梦中也不曾有。
　　奶奶还住在乡下的村子里。叔叔伯伯和我父亲他们都叫奶奶出来城里住，说她要是不习惯同住就租房让她自个儿单另，只为离子女近些有个照应。她硬不肯，好在她身体硬朗，在生活起居尚且能自力的情况下，也就随了她的性子。奶奶和从前一样，每天早早吃过晚饭，反锁好正大门，然后打着手电从侧门出去，到隔壁人家去看会电视，看完一二集正片后，就又打着手电小步小步地回到自己家里。她开门，木门“吱嘎”一生几经要把幽深山谷里的夜给划破了。她反锁好门，也不开灯，顺着手电的光穿过屋子长长的过道，摸回房间去睡觉。二十四间房的房子，她只需一间；几百平米宽的屋子，她只需十几平米。整幢房子，空空的，一片阴冷、死寂，奶奶生活在这里。
　　一个人的生活，不再能有与谁争吵的理由，不再有叨念，大家都以为这是最符合她的性格和脾气的。她在这个村庄，一生活就快八十年了，上半辈子的精力都用在生八个孩子上；下半辈子一个人守着一幢大大的泥房和房门前的四棵梨树、两棵桃树。梨和桃子，她是吃不动了的，她就叫村里的小孩们摘去吃。村里的小孩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她也不能再叫谁来摘去吃了，就只好看着它们一个一个腐烂、被虫子雕空，干干瘦瘦地落进泥里。
　　在我看来，奶奶是习惯和喜欢了孤独的。但是，父亲与我讲，其实奶奶很怕孤独。前些年，奶奶开口要求儿子们为她买块公墓地，说要葬在城里。“城里热闹，公墓就像广场，人多。就是要与人相吵，也要有人才拌得上嘴。”她近乎自我讽刺的自语，听众是他的儿子们。大家呵呵一笑，但是多少还是带着一丝严肃的表情。自那以后，我这么想：那些与我母亲不可开交的相骂或曾让她有一丝存在感，才是她最为充实的时候吧。事实证明，孤独是恐惧的，而且威力强大。
　　奶奶老了吗？我甚至怀疑一旦见面，我已经会认不出奶奶了。她着一身长褂的怀里还是揣着花生、南瓜子之类的食物，小心翼翼地走过田埂、绕过哗哗的灌溉水渠，往到姑婆家去，边走边嗑，满野的青草从她脚边一路铺去；她也还独自一人上山寻野菜，一竹篓实实的嫩蕨用沸水煮烂，然后在太阳下曝干；她最喜欢站到村里的那个高坡上，那个能够俯视村庄一切的位置，她站在那，好奇的看对山“半天岭”上下来的陌生人，一边看一边朝着问：菊花，菊花，你看那里是谁来了，菊花正在家门口的菜地上伐玉米，夕光照过来，玉米金黄金黄。我的奶奶，她依旧是个没心没肺、无知又纯粹的农妇。
　　我本想就这样忘掉奶奶的，我想，如果碰到这个词语，我可以轻轻绕过去，像从岁月里绕过一张日历。也不伸手，不去触碰，让这个不曾给我一丝温暖的词语，一直坚硬下去，直至被一季又一季的荒草覆盖。可是奶奶和“奶奶”这个词都在我的故乡，都在蒿草细密的沃土地上，她们时不时的敲击着我柔弱的心，尤其是在我渐长的岁数里。经过多了，滋味淡了，怨恨也少了，感觉生命宽大了许多……去年冬天，还是计划回去看了一趟奶奶。她老了，老得这样快，这样令我不可置信。她的老，仿佛就在我到达前的一瞬间。此地此景，我还能很清楚的描摹出她铿锵有力的骂架之势，而眼前的她那么怕冷了，弓着背，火笼不肯离开过手。不从时间上去算，我也要相信奶奶老了的事实，她的体质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食量少了，行动也多有不便了，腰痛、腿痛、视力模糊。
　　“这里比不得城里，山又高，山风刀利，快，快屋里坐去。”这是她与我讲的此生的第一句有温度的话，带着沧桑。但我并没有惊讶，我只是“嗯”的一声。或许麻木了，觉得这话的受众不是我，说得再暖也不关我什么事情。这是奶奶住了一辈子的屋子，屋内四壁木墙，灯光昏暗，但很静。墙壁上挂着一串玉米，和几个干红的辣椒。正北边墙上挂着爷爷的像。据说那像是画的（当时没有照相技术，或是有也没经济能力去照），我对爷爷仅有的记忆也就是这幅画像，一幅画像者想象中的容貌而已。奶奶将它擦得干净，时常是一天一遍。“我还是要离开的，我老了，村子里都老人，没人了，都走光了”，她木木地握紧火笼，目光呆滞的望着木窗外的梨树、桃树，“你是长孙，仪式还是要做的，端遗像走过场，不需要多少时间。”我没有说话，只是顺着她木内的神情，也去看木窗外的梨树、桃树。冬天，树干上一张叶子也没有。
　　奶奶还活着，可我们依然很陌生。其实，她也用不到我们之间再有的“亲切”了，不久她将会有她如从前那样一个人的生活，一身长褂的怀里还是揣着花生、南瓜子，但她不再独自一人上山寻野菜，不再站在村子的高坡上好奇的问是谁来啦，是谁来啦。因为，她所在的城市没有此类环境的提供。那里有车来人往的热闹声，那里有宽大的马路，马路两旁也有家乡山岗上一样粗壮的树。我知道，我将会忘记她，在热闹的街道上，在市民广场、水上公园，我们相互看不见的地方，谁也不再认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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