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本杰明·伦迪—很早就在俄亥俄州创办了一份《普遍自由精神报》。他每个月都要跋涉二十英里，从印刷所把所有的报纸驮回家。为了增加报纸的征订户数，他不辞辛苦地徒步穿越四百英里到田纳西州作宣传。这真是一个有着非凡毅力的年轻人。 在威廉姆·加里森的帮助下，他在巴尔的摩更积极地开展了工作。在当时，这个城市的主要街道上到处都是关押奴隶的围栏；那些被装在运奴船上的不幸者凄凉地离开家乡和亲人，被送往南方的港口；奴隶拍卖市场上的情景更是令人心碎、惨不忍睹；而且经常会发生暴力捕捉奴隶的事件，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所有这一切都给加里森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由于家庭贫困，加里森的母亲无法供他上学，但是，早在幼年时期，母亲就谆谆教导他要反对专制和压迫。这个年轻人决定要为争取这些可怜的不幸者的自由而进行不屈的斗争，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他们的第一期报纸中，加里森大声疾呼应该立即解放奴隶，废除奴隶制度，结果招致了整个社会的反对与责骂，侮辱和谩骂排山倒海般地向他压过来。而后，他被逮捕并送进了监狱。他在北方的一位高尚正直的朋友约翰·惠蒂埃深深地被这个消息触动了，但是，由于他本人的经济状况无法为他交罚金。于是，惠蒂埃转而写信给亨利·克莱，请求后者为加里森交罚金，把他解救出来。在四十九天的牢狱生活后，加里森得以重见天日。 温德尔·菲利普斯在谈到加里森时说：“他在二十四岁时就因为自己所持的观点而被监禁。他还是正当青春年华时就对整个国家的罪恶提出了挑战。” 在波士顿，加里森既没有朋友的支持，也得不到任何有影响的社会势力的帮助，于是，他长年累月地在那个城市孤军奋战。在身无分文的情况下，他在一间狭小的阁楼上开始了《解放者》的创办。看一看这个饥寒交迫、“毫无机会”的年轻人在第一期报纸上的铮铮宣言吧：“我将像真理一样严厉无情，像正义一样不屈不挠。我的情感发自肺腑。我既不会含糊其辞、模棱两可，也不会为自己寻找托词；我将坚守阵地，不退却半步：我相信，终有一天世界将听到我的声音并理解我。”噢，这是一个多么勇敢的年轻人啊！他孤军作战，凭着个人的努力与那个时代最根深蒂固的偏见作战。 南卡罗来纳州的霍恩·海恩给波士顿市市长奥蒂斯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有人给他送来了一份《解放者》，并要求他核查一下出版者的名字。奥蒂斯回信说，他发现是一个贫穷的年轻人“在一个光线昏暗的洞里印刷了这份不起眼的报纸，他唯一的助手是一个黑人男孩，支持他的是一些有着各种各样肤色的人，他们全都是无名小卒，不足挂虑”。 但是，这个贫困的年轻人，这个吃饭、睡觉和印刷都在那个“光线黑暗的洞里”的年轻人，却用他的努力、思想和文字，使得整个世界都开始思考。 但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这样的危险分子必须被镇压！南卡罗来纳州的警戒机构悬赏1500美元，要求对所有被发现传播《解放者》的人予以逮捕和定罪。有一两个州的行政长官也悬赏捉拿编辑者。佐治亚州的立法机构明文告示对捉拿加里森的人给予5000美元的巨额赏金。加里森和他的助手到处受到人们的攻击和指责，几乎没有人为他所从事的事业呐喊助威。 一个名叫洛弗乔尔的牧师因为支持加里森的事业，在保护加里森的印刷机时被一群暴民所杀。而在被称为“美国自由传统的摇篮”的马萨诸塞州，所有的实业巨头、权威人物和文化名流都聚集到了一起，愤怒地要求严惩这位“废奴主义者”。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只有一个人，一个名叫温德尔·菲利普斯的大有前途的年轻律师，要求走上高高的讲台发言，他发表了这样一篇在法纳尔厅闻所未闻的演说。 “当我听说绅士们都确定了这样一种原则，即把在奥尔顿杀害了洛弗乔尔的凶手的名字与奥蒂斯、汉考克以及亚当斯这些熠熠闪烁的名字相提并论时，”温德尔·菲利普斯一边说，一边指着那些挂在墙上的肖像，“我想这些画上原本紧闭的嘴唇一定会发出愤怒的声音，谴责那些胆小懦弱的美国人，谴责那些对死者进行造谣诽谤的无耻小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片神圣的土地上，到处都洒满了清教徒和先驱者的鲜血，根据那个逝去的灵魂的所作所为，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每一片青翠的树叶，每一片沙滩，每一小片耕地，每一只鸣叫的昆虫，甚至就连树木中流淌的树汁，也将满载对他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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