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士兵们的报酬》一样，《坟墓中的旗帜》把焦点集中在一个年轻人身上，他从战争中归来，没料到自己不能适应平民生活。和《士兵们的报酬》不同，《旗帜》的焦点集中于福克纳早先在内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成之间感觉到的类似情况。在这些战争的第一次战争里，一个叫作约翰的哥哥经历灾难后比他叫作白亚德的弟弟活得长，正如他们的妹妹维基尼亚经历灾难后比她的丈夫活得久一样。约翰和维基尼亚都一直尊敬、甚至美化他们失去的死者的敢于反抗的精神。但是战后，维基尼亚却走出南方去建立新的生活，而约翰却回头去实现其修建一条铁路的梦想。在他们讲的这些故事里，我们意识到他们对光荣的死的向往，但是从他们所作的事情中，我们看见了他们对生活的献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叫作白亚德的兄弟经历灾难后比他的叫作约翰的胞兄活得长，显然他失掉了双亲，他在这个社会里感到烦躁不安。不管他被马、汽车或飞机所吸引，速度是他的止痛剂，危险是他所爱的。他与野种马搏斗，使自己受了伤；他驾驶汽车，促使他的祖父早亡；驾驶显然不安全的飞机飞行，他使自己丧生。
萨多里斯家的故事，特别是白亚德生和死的高峰构成了《坟墓中的旗帜》的情节中的最大成分。但是另外的一个重要的成分涉及另外两个孤儿霍拉斯与纳西莎·本波。福克纳一方面将纳西莎与珍妮姑母并列，另一方面将霍拉斯与白亚德井列，从而大大扩大了他的小说。珍妮姑母对萨多里斯家人们放肆的愚蠢既轻蔑又高兴，这在纳西莎变成了冷淡的轻视和恐惧：“只有在完全没有男人的社会里，”她有了一种想法，“她才能有宁静。”然而她的生活在她不中意的人们中回旋。她和她那女人气的哥哥生活在一起，她把拜伦·斯诺普斯的几封无名情书藏起来，暗地里读了又读。后来她发现自己被吸引要同白亚德结婚，他同时拒绝了她，把她吓呆了。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她致力于使自己的儿子不致被与她有联系的男人们所愚弄。
虽然纳西莎决没有变成超越于对自亚德二心不定的妻子，她依然是霍拉斯的热情的妹妹并且变成了她儿子的热情的母亲。我们看来，白亚德是一种浪漫主义的人物，或者至少是浪漫主义英雄的一类人物，——安诺德航行的“狂人”在二十世纪的后裔。我们看见霍拉斯·本波，另一个回来的老兵是个迥然不同的浪漫主义者。福克纳靠早先的几个创作，其中包括对爱尔梅·霍奇的创作，使霍拉斯成为爱好豪侠者的后裔和一丝不苟的唯美主义者的一个类型。霍拉斯被叫做“诗人”，他实践一种完全是代替和升华的艺术。而白亚德在战争中当过战斗机飞行员，复员回来后怀念着他死去的弟弟，霍拉斯则在一个基督教青年会分队里当干事，负责军人小卖部的工作，复员时带着一个吹制玻璃的机器。霍拉斯独自工作着，在制作“一个几乎是很完美的透明琥珀瓶”，他“总是把它放在床头几上”，把它叫作他“妹妹的名字”，称她为您，“好象她仍然是一个淑静的没有被死神夺走的新娘似的”。
假若在道森·费尔柴尔德关于一个憔悴者的画里，这个憔悴者“每天晚上把《十日谈》带到床上”，我们看到了一种代替，那么在对霍拉斯的创作中，我们却看到了一种升华，从霍拉斯的话里，我们发现了与福克纳意识到的代替与升华的思想联系起来的一种迹象。福克纳写完《坟墓中的旗帜》后不久，开始了与他自己生活有关系的一部小说，后来他讲到此事，措词是这样的，它模仿着他对霍拉斯的花瓶和淑静的新娘的描述。然而这时他正在写《坟墓中的旗帜》。他觉得是易于使自己与白亚德和霍拉斯保持超然的。他的困难在于满意地将他们的故事结合起来。在某些地方，这部小说似乎在叙述上是重复的，在另外一些地方，它又似乎同时是分道扬镳。尽管它有其缺点，它仍然应该得到比他所遭受的命运好些，它仍然是一部比大多数评论家承认的看法更令人着迷的小说。对这部小说的最早的反对观点是霍拉斯·李渥内特的看法。这个观点实际上证明是预示性的：福克纳继续写的小说由于使用过度而弄坏了他的风格，这不仅是因为它们把不同的叙事线索搅到一块儿，而且也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较大整体的一些部分。《旗帜》中的人物在后来的截然不同的小说里出现，如在《圣殿》和《未被征服的》中出现。《圣殿》是福克纳的最为悲惨的小说之一，而《未被征服的》则是他的最为浪漫主义的小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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