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这个村庄已经生活了三十七年。
她今年六十整，前二十三年是在十公里外的瓦店营村度过的，彼时她青春正好，此时她风霜入暮。尽管她只有六十岁，城里人刚刚退休，含饴弄孙的年龄，她却是苍颜华发的老太太了。
在这漫长的六十年里，母亲被框在方圆十公里的土地上，辗转于现居住的村庄和曾经居住的村庄。八年前年外婆外公相继离世，母亲的活动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只限于村庄和县城之间了。村庄距县城八公里，骑电瓶车半个多小时即可到达，但她不常去，有时村里的妇女们约她进城逛超市，她都以身体不适或没有要买的东西为由推脱。其实，我猜真实的原因是，她不舍得花钱。
我工作后，几乎每次回去都会给她零花钱，虽然不多，想必可以满足日常的琐碎开支。起初她不要，后来她不拒，如此多年。等到我结婚前，她从衣柜底下一个破旧的黑皮包里拿出厚厚一叠新的旧的人民币，我才知道那些钱她并没有花多少。我告诉她钱花出去才是钱，攥手里就不是钱。我总是试图将她的消费观掰回正常轨道，但总是失败。想要说服执拗的她，需要持续的斗争。比如，她先前常从走村串巷的小商贩那里买几块钱一斤的草纸当厕纸，而不舍得买正常的卫生纸。我说过她很多次，却没有效果，索性在下一次回家时买了五箱抽纸、五箱卷纸拉回去。她不出意料地指责我浪费，但行动上是接纳的，因为当我把那些草纸垫到狗窝里的时候，她并没有阻拦。
她的节俭渗透到生活的角角落落。无非是吃饭，无非是穿衣，这两者她都不在意。事实上，母亲是个很好看的女人。我看她年轻时的照片，乌黑秀发披肩，穿一件明黄色长裙，站在盛开的油菜花中间，像棵灼灼不群的向日葵，笑语嫣然。这些年她不事装束，整日伺候庄稼和鸡鸭牲畜的人，哪来的心思拾掇打扮呢。她说那是大家小姐做的事情。村里女人们结伴赶集买鲜艳衣服，她看见了就夸“真好看，显年轻”，仅此而已。对于口腹之欲，更没多大追求，整日是面汤、馒头和自家种的菜。我怀疑她患上糖尿病肯定跟摄入大量面食有关，便叮嘱她少吃面食，多吃五谷和蔬菜。效果尚不明显。
除了日常生活吃穿用度，我鲜少注意她的内心。农村人么，种地种菜养鸡喂狗，安贫乐道，哪里有什么理想追求，有什么内心。何况母亲大约早早学会了认命，土里生土里长，她不相信鸡窝里能飞出金凤凰，不相信黄土地里能长出金麦穗，都是命中注定。证据就是在我和我哥的教育上，从来是放任自流。我哥勉强读到中专就辍学，他们并未反对，辍学就辍学，去南方打工或者学门电焊、修车技术也是不错的出路。我虽然决心好好读书，但天分并不高，费尽气力读完高中，高考分数仅够上一个专科学校。在上大专和辍学之间，他们缄默不言，因为我们村在这之前的十数年里，只出过一个大学生，考上了哈尔滨的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现在据说在兰州军区当副营长。除他之外，最高学历就是高中。所以无论我作出何种选择，他们都能够坦然、欣然接受。最终结果是，我选择复读。复读费是笔巨款，在他们再三确认我是否要复读之后，才决定去凑这笔费用。我不知道是从哪凑的，所幸他们凑出来了。
之所以决心复读，是因为乡村于我曾是无尽的绝望，即使如今是不可割舍的眷恋。中学六年的国庆节，同学们讨论父母会带他们去哪里玩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国庆节注定要在玉米田里度过。我闯入玉米地砍玉米，我坐在玉米地掰玉米，我深入玉米地拉架子车运玉米，我坐在院子里扣玉米粒。我清楚记得，那天我茫然无措地坐在广阔无际的玉米秆中间怔怔发呆，不知道这苦差事什么时候是个头。父亲催促我赶快干完回家，我发一回狠，决心不把玉米全部掰完决不睡觉。天黑后，母亲来叫我多次，我趁着大月亮和手电筒继续干活，她没办法，就把汤面条端到地里，我没吃。到晚上十点钟，我不吃不喝，忍受蚊虫叮咬，独自不停干活，直到手电筒电池耗尽，可依然没能把玉米棒子掰完。过完那个国庆节，我决心好好读书，再不要去掰玉米。
按照传统观念，我应该算不上孝顺，如果按照弟子规标准，我大概连及格都不能。我不会像村里老刚一样给他七十多岁的娘暖脚，我连洗脚这种事都没做过。尤其是复读后，考到这个省会城市读书，又在另一座城市谋得一份至少在村人看来尚属体面的工作后，更是很少回去。我能做的，就是在回家时给点零花钱，尽量让她吃好点儿、穿好点儿。我第一次注意到她吃穿之外的事是，有次邻居婶子从江苏打工回来，说坐的高铁，飞一样，一千公里的路程，四个小时就到了。母亲问我，啥是高铁？高铁有多高？我说高铁就是跑得很快的火车。她叹气，说总是见火车，却还没坐过。
两三年后，我带她坐了一回火车，从我们市到邻市，拢共不足百公里。旧式的绿皮车，晃晃悠悠到邻市时，已近中午。我问母亲有何感受，她说不如家里的电三轮。火车里人多且杂，空气浑浊不流通，让她反胃干呕，几乎吐出来。在火车站旁，我带她去麦当劳，吃炸鸡、汉堡和薯条，这些城里的“垃圾食品”却是她从未吃过的。我第一次去麦当劳已经十九岁，上大学前几天，父亲带我找姑姑借学费，表哥带我去吃麦辣鸡腿堡和圣代，圣代很好吃，人民公园足够漂亮。那是我第一次去市里，觉得和县城比，这才是真正的城市。母亲吃到汉堡时，已经五十多岁，牙齿开始松动，胃口变浅，她觉得汉堡油腻，尝几口便不再吃，只把薯条和去掉皮的炸鸡腿吃完了。
她大约是开心的。常年的疾病让我常常看不出她的开心，可后来我数次听见她和村里的老太太拉家常时，说起麦当劳的鸡肉又甜又辣，麦当劳的土豆条是油渣的，要蘸番茄酱吃，嗯，番茄酱就是用番茄做的酱。多数时候，她只是平静的做她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最近这几年，她受糖尿病影响，眼神不济，肾脏功能衰退，肝脏也不好、肠胃更弱，导致很多事情做不成，包括她曾擅长的打理庄稼和喂鸡喂鸭。她自己愁，我看着她也愁。我愁的时候，会忍不住吵她几句，指责她不好好自我调理。
有次回家，正巧碰见她剥好一个芒果，要吃，我火气冲顶，一把夺过来，摔进垃圾桶，她讪讪不说话。老人的固执，很容易超出子女的忍耐范围。我跟她说过很多次，要忌口，不要吃这些含糖高的东西，她总是记不住，或者，压根没当回事。等我把一大堆药拎进屋放到茶几上，她才嗫嚅解释说：反胃得厉害，想着吃口水果压一压胃。我发火：你就吃吧，吃到并发症出来，躺床上不会动，你指望谁管你。当然，这是气话，若真有那么一天，我不会真不管她。她却看着满桌子的药，叹息说：天天吃药，不如死了算了。
这是她第一次提到“不如死了算了”，让我心里一怔，为刚刚的气话感到后悔。我现在大致能理解她的苦衷，跟疾病抗争这么久，想要举手投降是人之常情。何况，她不久前才失去了她的父亲，亲眼见证至亲的死亡。外公去世前，我陪母亲靠着木门坐了一夜，外公靠着垫了厚被子的墙壁半躺一夜，他咳嗽太厉害，已经不能躺平。那天月亮特别亮，能看见书上的字，能看见大门上去岁的对联，上联是：和春门第增百福，下联是：合家欢乐纳千祥。有风，对联烈烈，外公喘息烈烈。在月光里我看见外公的脸，就在六个月前，这还是张饱满、紧致、有些强悍底蕴的脸，泛着陈年的古铜光芒，有血有肉，有生命流淌。六个月后，这张脸就沟壑满布，像是秋天玉米收完的田地，凌乱不堪，拖拉机从南到北，犁铧深耕，土地上呈现道道深沟，像是猫爪痕，又似风干的核桃外皮，下一场雨，刮一阵风，核桃噼噼啪啪把地砸出一个个小坑，跟他脸上的坑一个样。
在外公确诊肺癌之初，二舅问他有没有想做的事。他自知时日无多，沉吟半晌说：活了八十多年，够本了，就是还没去过北京，没见过天安门。三个舅舅没有让他去天安门的本事，或许有，但代价太大，他们承受不起。舅舅请乡里照相馆的老师傅给外公照相，背景是巨幅的天安门图片，照片洗出来，二舅拿给外公看。他躺着，勉力瞅一眼，伸手将照片放在胸口。那张照片，人和景隔离，水平实在不高。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眼睑萎缩，只遮盖上半部分眼珠，露出浑浊呆滞的眼白，母亲叫他，他不应，不叫他，他似有若无地呻吟。如若不是这呻吟，好几次母亲以为她父亲已经逝去。我靠门坐在门槛上，外公养的白猫，毛毛，从房檐跳下来，那么高，它却没有摔着，四脚落地，它扭头看看屋内失魂落魄的母亲，眼睛里点两把熊熊燃烧的蓝色鬼火。
外公去世那年春节。母亲去给他父亲烧纸，回来路上，我说等过完年，可能有去北京出差的机会，到时带你去看看天安门。她说：好。又问：天安门有多远？我说：大概七百公里。又问：那么远，坐火车得一天吧？我说：不坐火车，坐飞机，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又问：坐飞机是个啥感受？我说：能飞到云彩顶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六七年过去，我始终没有践行诺言。那次出差，我没有带她，她也从未过问。可能儿女的承诺，作为父母，也只是听听，根本没有当真。今年国庆节，我没有在家过，当然现在也不需要坐在田地里掰玉米。家里的田地前年已经出租给人家种绿化树，只剩单独的一小块儿，租不出去，种些菜籽、黄豆之类。
我在西湖边给母亲打视频，说：你儿媳妇说了，等过完年天气暖和，要带你去逛西湖。她问：是不是白娘子遇见许仙的地方？我说：是，法海关押白蛇的雷峰塔就在西湖边上。又问：太远了，咋去？我说：坐飞机。她说：活了六十岁，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坐上飞机。又问：是不是能飞到云彩顶上？我说：是。又问：云彩顶上是个啥样？我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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