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子愚
正月初五晚上，从村子的西北方向传来咿咿呀呀的声音，夹杂着锣鼓的喧响。这是来自邻县的草台班子，来我们村子唱戏的。
戏班子不是我们村里的人请的，是房地产开发商，也就是村民们口中所说的大老板。大老板据说来自省城，财大气粗，一口气买断了我们村子的农用地。村民们如同娇弱的羔羊，毫无反抗的余地，村干部们需要捞钱，大老板们需要捞地，于是村干部和大老板一拍即合。
村民们失去了土地，我家的地也被买走了，父亲开始为每年减少的收成担心，他仔细盘算着每年的损失，粮食或中药材，在父亲眼中都是可以换钱的。可是土地没有了，父亲也无法表露出更多的不满，他只能另做打算。
正月初五，戏班子来了，按大老板的意思，他们要唱八天戏，从正月初六直到正月十四，大老板出钱，戏班子唱戏，村民免费听戏，看上去真是皆大欢喜。
他们选中了村子西北角的一大片空地，背靠着一棵椿树，搭起了戏台子，孩子们欢呼雀跃，围着戏台子转了一圈又一圈；大人们不放心，只得一趟趟跟着，围着戏台子转了一圈又一圈。还有一些精明的村民，心里打着小算盘，想着如何跟着戏班子分一杯羹。他们假装着若无其事，围着戏台子转了一圈又一圈，其实是在考虑摊点的摆放位置。越来越多的人围在这片空地里，肆无忌惮地踩着脚下的土地。
我的父亲，坐在家里生闷气——“日他娘的，那是我的地啊，那是我的椿树啊！”其实那原本就是我家的地，生气的不仅是父亲，还有母亲，还有我。地头的那棵椿树，长了没几年，正是发育期的毛头小伙儿，可是现在却被戏班子选中当了靠山。戏台子所占的那片空地就是我家的两亩多地，里面种的是中药材半枝莲。此刻，父亲却失去往日的豪气，无法去指认，更无法去责骂。
正月初五的头一天晚上，父亲接到我表姨父的电话，要他一起去广州打工。父亲正想眼不见心不烦，就满口答应，竟然不与我和母亲商量一下。
正月初四夜里，我和父亲展开了争吵，五十多岁的父亲，与其漂泊外地，不如在家干点农活。父亲还是担心失去的土地和收成，他说每年要损失一万多块呢，我得想办法挣回来。咋挣？只有去打工。
父亲满心认定我表姨父不会骗他，正月初五下午，在戏台子搭建的同时，他背着一床被褥，拎着一个装着换洗衣服的背包，赶去街上和表姨父汇合，他们要南下广州，他们要去挣钱了。
村子的人笑呵呵地围着戏台子转了一圈又一圈，他们和父亲开着玩笑，你这货挣了大钱，回来要写一台戏！父亲却不恼，回敬道，挣了三万块，就写！
我跟在父亲后面，帮他抬着装满被褥的化肥袋子，这就是农民父亲，出外打工就是这样的化肥袋子，父亲说这样不会忘本。
我把父亲送上车，他说，你回家吧，明天安心回去上班，我每月的工资都打你卡上，给你留着买房子。我忍住眼泪，笑着说，不要，你的钱留着自己花吧。
我只得返回村子，再次路过戏台子，搭在我家地里的戏台子，这时天色已经擦黑了，暮色沉沉，有几个性急的妇人，早做好了晚饭，吆喝着自家男人和孩子回家吃饭了。打算做小生意的人，也各自选好了地方，他们从家里搬来几块砖，东一片西一片地撂在我家的地里，算是占了位置。
母亲在院子里坐着，没有去看热闹，也没有说话。她担心着那棵椿树，怕小椿树被戏班子的人碰断了。我说去交代一下戏班子的人，让他们眼神放亮点，母亲却说，那地早被大老板买走了，包括那棵椿树，说了有什么用呢？
天黑透了，父亲打来电话，说他们已到县城的火车站，要我和母亲不要担心。一声锣响，咿咿呀呀的声音从村子的西北角传来，这是戏班子的在试戏。
我在屋子里收拾行李，正月初六，我要返回洛阳了，年假到期，该上班了。母亲说，你和你爸一样，都赶不上看戏。我说，戏有啥看的，我要咱家那二亩地。母亲说，别说那二亩地了，大老板要买地时，你爸说咱家出钱，自己买下来，村干部死活不愿意。还说，大老板可以买，村民自己不能买。
正月初六早上七点，我坐汽车赶往县城，又赶往市里，返回洛阳。元宵节那天，打电话回家，母亲说戏班子已经走了，戏唱了八天，也没有多少人去看，大老板用戏班子吸引人气的目的没有达到。
我问母亲看戏了没有，她说没有去，一次都没去。只是在戏班子走了之后，她专门去地里看了看，半枝莲大片大片地被踩倒，让她心疼。椿树竟毫发无损，又让她稍微宽了心。
我能想象到母亲一个人在家的身影，一边挂念着远在广州打工的父亲，一边挂念着分散各地的儿女，一边担心着“自家”的两亩多地，在没有被大老板开发之前，母亲一心认定这还是自己家的地。
我想告诉母亲，其实我们家一直在看戏，就是那棵椿树，做了戏台子靠山的椿树，一直昼夜不停地替父母守望着我家的两亩多地。
我家的那棵椿树，成为家庭的一员，从正月初六一直到正月十四，听了八天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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