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可以讲话?想不到她会这样反问我。
我不作声。
我是不是不太自重?桃花眼里有亮亮的东西在闪动。
我仍不作声。
我的目光在周围搜巡。我在窥测四周的动静。我要找一块平整的地方。我至今弄不懂当时自己怎么那样精明。我才十六岁!
那天晚上桃花不像第一次那样软绵绵的。我想起她的父母,便咬牙切齿地用力。桃花便抽搐般紧蹬双腿,脸作痛苦状。
这个晚上是我们唯一说到爱的一次。严格讲来,只是桃花讲了我并没有讲。在以后的频频幽会中,我们只是一天比一天狂暴地动作,与这事有关的话只字未提。
有天晚上我差点儿说了动情的话。我俩并坐在溪边,双脚吊进水里,一任溪水痒痒地舔着。一颗流星凄然闪过。我顿时感到一阵悲凉。我连忙抓住桃花的手。她的手暖暖的,渗着微微的令人心烦意乱的汗水。我觉得马上要说什么了。这时,一个冰凉的东西从我的脚边滑过。
蛇!
桃花尖叫。
我们逃也似地离开了那里。那晚我们什么也没有做。
那天晚上我梦见张老三在溪水里游动,他的下身是蛇。那年头我不敢相信鬼神,但总暗自怯生生地想,那摔进深渊的张老三一定变作了蛇。
现在我对那蛇的恐惧日渐淡漠,倒常记起那流星闪过后的悲凉和桃花手掌的湿润。
同桃花的幽会大约进行了半年,到了这年冬天,上海佬察觉了桃花的异常。桃花开始恶心厌食。她死也没有讲出是我干的好事。闺女家名誉值千金。上海佬无可奈何自认吃了哑巴亏,带着桃花上县城偷偷打了胎。
桃花打胎之后脸浮肿了好一阵。上海佬一发气就骂桃花偷人婆。家乡当娘的恶言恶语骂自己闺女是常事,别人并不在意。我听了却特别刺耳。
打胎在我当时看来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于是我们不再来往了。我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桃花脸上的桃红。
我和桃花同一年考上大学,也在同一座城市。她学的是医学专业。大学四年,我只到她学校看过她一次。我们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似的,只说些课程紧不紧伙食好不好之类的话,这让我有些悲哀。我便告辞。她也不相留。她送我到校门口的公共汽车亭。等车的时候,我觉得有责任提一下旧事。
我们可以在一起吗?我说这话的时候,平静得像在菜市场上讲价钱。
何必提这个话题?你我心里都明白,不可能的,桃花惨然一笑。
我好像还想讲一句什么,公共汽车来了,我挤了上去。我回过头,想看她一眼。别人挡住了我的视线。后来我回忆这个细节时,总以为看见桃花站在那儿朝我招手。梨花如面,形若孤鸿。乳白色的外套漫卷长风,飘飘扬扬。我明白这是自己顽固地虚构的,但仍喜欢这么去回忆。其间是否寄寓我的某种情思呢?我也不清楚。
桃花后来就留在那座城市了。她利用她的医学知识巧妙地瞒过了她那宠爱她的丈夫。
我祝福桃花一生平安。我的祝福是真诚的。
我上大学那年,大队已叫做村,生产队已叫做村民小组了。船哥不再是支书,也不再是队长,仅仅是船坨了。
船哥从此比任何时候都喜欢讲起部队。天上有飞机飞过,他就说,在部队的时候,一个星期坐一次飞机。表情很神往。谁家买了羊肉,他会说,在部队的时候,三天吃一顿羊肉。讲得喉结一滚一滚的。他的军用普通话慢慢流失殆尽。最后只剩下一句南腔北调的“他妈的”。这“他妈的”成了他唯一的口头禅。在发感叹发牢骚和相骂的时候都用。
家里要为我上大学办几桌酒席。船哥自告奋勇由他掌厨。他在部队几年干的就是这活。这是他没有任何职务以后漏了嘴才讲出来的。我小时候总以为他是手握钢枪巡锣在祖国边防线上。
那天船哥喝了很多酒。茶喝多了尿多,酒喝多了话多。乡亲们都走了,只有船哥还在我家坐着,笑嘻嘻地同我妈妈讲话,一句话一声叔母,说还是叔母福气好。又对我讲,只有你们家是我最亲的了,其他的人都隔得远。泪流满面。我姐姐连边打着哈欠,说小家伙要睡了,同姐夫抱着我外甥儿回了房。姐夫这时已平了反,仍回县里工作。姐姐姐夫是专门回家为我送行的。姐姐在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也转为城镇户口,安排到县百货公司工作。哥哥是我大学二年级才刑满释放的。这都是以后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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