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
邓世太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往哪里去？
困扰先哲几千年的问题，同样摆在我这个俗人面前。
一
我出生于河南光山，17岁以前，活动范围局限于乡村，连县城都没有到过。自从1981年通过高考跳出“农”门后，在外地工作和生活了30多年。作为一个生活在他乡的游子，对于生命之根有着强烈的依恋。
在老家，除了知道身边的亲人外，从来没有人向我讲述家族的历史。
2004年，河南光山邓姓宗亲，经过4年努力，续编了《河南光山邓氏宗谱》。通过它，可以系统地了解家族的历史，熟悉那些具有共同血缘关系的世系人物和事迹，从中获得知识和教益，真让我喜出望外。
业余时间，我翻阅宗谱，试图从那些熟悉的名字中，回忆他们的音容笑貌，追溯他们的来龙去脉，获取亲情和温暖。
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史料缺失，宗谱对本族来源的考证不翔实，交代不清晰。仅据残存的文字介绍，本族系“明正德二年（1507），户部督堂(侍郎别称)邓以仁二子邓标、邓桢由黄安（今湖北红安）迁河南光山南乡邓家冲，我族乃二房桢公之后”，展读瓜瓞图，桢公以下各代脉络清晰，名讳俱详。
那么，邓以仁的生平事迹如何？他在任期间为国家做了哪些事？为家族留下什么样的精神财富？有什么嘉言懿行？作为后人，我们能够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汲取怎样的营养？
通过邓以仁，是否能够把光山邓氏与华夏邓氏的脉承关系理清？
这个问题，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
二
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
要查找历史上著名的人物，最权威的资料当属国史。
翻开厚厚的《明史》，推测仁公可能经历的皇帝，在记载诸位皇帝治国理政的《本纪》中，未显示邓以仁这个名字。查阅《明史.七卿年表》这部记载正职名称的表格，各部尚书和左右都御史中，惟一一位邓姓人物叫邓文铿，福建三明人，洪武年间的进士，他所生活的年代和官职，与宗谱上提及的邓以仁都不对应。再查记录明代官员及著名人物的《列传》，把所有邓姓人物的简历翻阅一遍，没有一个能够对上号。
一部《明史》，从第一次开馆到最后定稿刊印，花了90多年时间。也许不同的编修者在占有资料或选材方面取舍标准不一，不为户部督堂立传尚属正常。那么，作为一名朝廷高官，县志中应该有所显示吧？
我不在光山工作，与家乡的史志部门缺乏联系，到什么地方去寻找光山县志呢？正在我苦思冥想不得其解时，在北京工作的校友发来信息，由于工作关系，他经常到国家图书馆查阅资料，同为对本土文化高度关注的游子，他搜集了一些光山的历史资料，可以借给我查阅。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打开校友邮寄给我的资料，由明朝嘉靖年间光山知县沈绍庆主持、王家士编纂的首部《光山县志》赫然入目！遗憾的是，查遍全书，除晋朝西阳太守邓岳外，全书再没有一处提及邓氏！首部《光山县志》成书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与桢公首迁光山的时间相隔不足50年，如果邓以仁在光山活动过，县志是无论如何也少不了记一笔的！是当时的编修人员知识储备不足、寻访范围未尝涉及，还是其他原因导致仁公的相关资料缺失？我在心中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带着这份疑问，翻阅清朝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光山知县杨殿梓总修的《光山县志》，这部搜罗宏富、考证翔实、文字典雅、在当时可称为杰作的地方志书，仍然没有邓以仁的任何文字记载！再查找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由民间人士晏兆平编辑、成文出版社印行的《光山县志约稿》，依然没有仁公的下落！
三部各具特色的《光山县志》，都没有记载邓以仁的史迹。难道，真的是方志记载有缺漏吗？
或者是冥冥之中，仁公考验后人的诚意和耐心，故意与我捉迷藏？
再仔细阅读宗谱，上面讲的是正德二年邓以仁之子由黄安迁河南光山，那么，仁公的生平史迹可能在黄安的县志中有记载。于是，我到图书馆，查阅到解放后编辑出版的《红安县志》，这部编纂于1992年的志书，只反映当代红安全貌。为了深入探究，又移步于网络，通过查找“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地方馆资源•地方志”,查阅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朱锡授编纂的《黄安县志》，没有答案。史载，黄安系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由麻城划出，是否在《麻城县志》里能够寻找答案呢？查阅康熙九年（公元1670）屈振奇编纂的《麻城县志》，可以清晰地看到邓达、邓楚望、邓茂林祖宗三代及其他邓氏名人的史迹，仍然没有关于邓以仁的只言片语。因麻城、黄安统属黄州府管辖，再查阅清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王勍编纂的《黄州府志》，仍然一无所得。
既然是朝廷高官，仁公的职位是通过恩荫获得还是科举考试后逐级提拔的？如果是恩荫，一定是祖上于明朝开国立下功勋，查《明史》，名将邓愈符合这个条件，但邓愈出生于虹县（今安徽泗县），通过相关资料查阅其家谱，并无后代迁居的记载。如果是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明朝统治276年间，进行过90次科举考试，名列三甲的邓姓人物只有永乐16年戊戌科(1418年)的邓珍和隆庆5年辛未科(1571年)的邓以赞，都是探花。邓珍是江西吉水人，授官翰林院编修，年二十四卒，才高短世，识者惜之；邓以赞（1542-1599），字汝德，号定宇，南昌新建人，明代理学家、教育名士，都与邓以仁无关。查阅《明朝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还是没有邓以仁的名字!
我猜测，宗谱所提及的邓以仁，应该是先祖的字或号，至于他本名叫什么，由于后人修谱时口耳相传，且迁徙过程中夹杂着不同的方言，时间长了可能会变音。一旦准确的名讳没有记载，要考证其生平史迹犹如缘木求鱼。
流连在卷帙浩繁的古籍中，阅读由一幅幅古朴精致的山水画卷和工整的楷书构成的地方志书，几百年前的前尘旧事在眼前浮现，我仿佛走进青灯黄卷的岁月。多么希望书中突然走出一位慈眉善目的长者，对我审视一番后微笑发问：小子寻我何事？
那将带给我何等惊喜!
三
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木有根，故其生不穷。
清朝咸丰、同治年间，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使不少地方成为无人区。为了填补战争和瘟疫制造的无人区，清廷采取优惠措施，吸引湖北、河南等地百姓前往安徽广德等地移民垦殖。光山邓姓部分族人历经千辛万苦，前往异地求发展。
近150年过去了，走出光山的邓姓族人，始终没有忘记故乡。特别是民国八年编纂的光山《邓氏宗谱》，成为不少家庭珍藏的传家宝。
2015年春天，广德出生的族侄邓继宏，回光山寻宗问祖，与族人交谈中记住了我的名字，并与我建立联系。他把民国八年编纂的光山《邓氏宗谱》第一卷复印给我，让我眼前一亮。翻阅这部用蝇头小楷抄写的宗谱，仿佛穿越五百年的时光隧道，一窥光山邓氏家族的历史。
这部《邓姓宗谱》，由光山邓姓第十四世宗亲邓宗祊，于民国八年开始，历经22年修成8卷传抄于世。第一卷包括邓氏族谱序、谱序寻源歌、公修族谱志、祖墓志、公建祠堂志、公存祭产志、族派序、修谱增例、家规十则、家规十戒等内容，后面附有贤德或高寿者小传，以及执笔者的自志等内容。《邓氏族谱序》称：“我族自播迁以来，代远年湮，谱牒或遭兵燹之遗失，或历年而毁坏”而失续。为了“正名分、定纲常、辩长幼、联亲疏”，编纂者访求各房遗轴，纂录成篇，并将遗言遗事编辑采录而成一谱。而《谱序寻源歌》则让我眼界大开：“溯维周之分藩兮，封叔曼以侯疆(注：原文如此，叔曼实为商王武丁所封)；著南阳而起迹兮，曾杖策以从王；出使不辱君命兮，赴油鼎而忠良；度阴平之绝径兮，扫蜀刘之粃糠；司民牧于晋室兮，播恩惠于黎苍；膺大明之公爵兮，勤辅黻乎元璋；状轮元而探花兮，俾姓字而流芳；奋经纶于雷雨兮，官户部之督堂……”从邓姓首位受姓者商王武丁之季父曼，到东汉云台首将邓禹、三国时蜀汉重臣邓芝、魏之名将邓艾、西晋名儒邓攸、明朝开国名将宁河王邓愈……这些走在时代风云变幻前列的邓姓人物，在历史的星空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他们彪炳史册的功勋，足以让后辈景仰和尊崇。
这位“奋经纶于雷雨兮，官户部之督堂”的邓以仁，宗谱对他的墓记载如下：“督堂埋葬于大明正德年间，其坟面前三十六块砖长、七十二块砖高，盖按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法也”。而位于泼陂河东南十里的邓家冲东湾的邓氏墓地，“前有长河，后有峻岭，左右山水环抱”，墓地前的祠堂“有前后殿二层，每层四间，昔年正殿在前。及光绪丙午年（公元1906年），支年（负责祭祀的族中长辈）应松等始将后殿重修，画栋雕梁，极其华美，乃改前作拜殿，后为正殿，其左首房屋两所，属压房住宅，门前长塘一口，左首椿树数株，右首柏树亦数株”，从墓葬的规格和墓地的环境来看，主人生前的身份绝非寻常。
史料无记载，现实有坟墓和传说，但相互之间不能印证。为了搞清问题的症结，2015年国庆节期间，我专程赶回光山，拜访了2001年续修《河南光山邓氏宗谱》的总召集人、叔祖邓宗明和执笔人、族侄邓继胜，并与年近八旬的老父亲就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老人们回忆，邓督堂墓是真实的，墓的规模与民国八年所修宗谱记载吻合。墓前有御封主碑一块，副碑五块。碑是汉白玉质，因风雨侵蚀渐成米黄色。1966年破“四旧”时，红卫兵将碑砸烂，用白石子把青山上挖好的坑填成“忠”字。其后，泼陂河水库开始修建，邓氏祖坟位于淹没区。1968年，水库即将竣工，潢川县黄寺岗公社的民工听说邓督堂坟墓里陪葬着金筷子银碗，要掘开坟墓。年迈的邓氏十五代后裔邓汉清得知消息，白天看护，夜晚睡在坟前，但没能阻挡住民工的暴行。泼陂河水库竣工后，坟墓被淹，残存的墓碑不知流落到何处。
相传，朱明王朝，光山县泼陂河镇出了两位朝廷高官，一位是毕佐周，一位是邓以仁。毕佐周系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进士，由茌平知县擢御史，官至广西巡案，因以执法杖指挥触怒皇帝被罢官，“归田后，植善类，扶困弱，同里胥化其德。邑南泼陂河每涨发，行者莫渡，捐万金桥，往来便之，卒祀乡贤”（清.杨殿梓总修《光山县志》），家乡人称“毕巡案”。民间传说的邓督堂只有一句顺口溜：“邓督堂，免麦粮”。户部是掌管户籍财经的官署，仁公为官一任，能够体察民间疾苦，秉持公器，据实上奏，蠲免除百姓的岁赋，福荫一方，他的大名在百姓中世代流传，当属正理。
四
尽管已查阅过的史料与宗谱和民间传说对应不起来，但我仍然没有放弃对有关邓以仁资料的查证。
从虚拟的网络，到纸质的图书报刊；从日常工作在一起的同事、爱好写作的朋友，到能够拜访到的文史专家、网络上相关论文的作者，或发邮件或当面请教，不放弃任何机会。
家人训斥我：你入魔了！
我并没有入魔，而是想沿着宗谱的台阶，登上华夏邓氏的山峰，浏览同族创造的美景。
纵观中华邓氏族史，可谓蔚然大观。
当年，王羲之作《南阳邓氏族谱源流序》，指出“汉晋之间，历代功臣，屡朝将相，炳炳麟麟，益见乎世勋矣”，对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邓氏家族建功立业给予充分肯定。北宋苏洵情不自禁地赞叹：“士之名士也，有二，人品与家世而已。人品不足，家世犹足以振人品。与家世无沗于所生，邓氏子孙，并皆有之，此其所以为名世也”，由姓氏族群论及家世对人品的影响，可谓一语中的。南宋朱熹则说：“余观邓氏，俗尚简质，而家世教诵，犹有先王之遗风焉”。可见，历代文人雅士对邓氏家族的整体评价都不低。优秀家族文化的传承，既与祖宗明晰的教育理念有关，如东汉邓禹“子十三，各使守一艺，修理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为后世法”(文天祥《湖南武冈邓氏家谱序》)，也与子孙们不断开拓创新、踏实肯干的作风有关。
千百年来，正是受优良家风的影响，一代代邓姓宗亲，以国家富强、民族昌盛为已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晚清名臣邓廷桢，是中英鸦片战争中力主禁烟抗英的民族英雄,与林则徐齐名，其“为国家、作学问、整吏制、治云贵、理两江、督闽浙、鞠躬尽瘁；于民族、挥雄师、守边疆、固海防、禁鸦片、战英寇、死而后已”的人生履历，倍受后人景仰；同样作为民族英雄的邓世昌，虽然只是位普通的海军管带，但在甲午海战中，明知死在眼前仍以身赴难，表现出崇高的爱国情怀和誓与敌人拼死到底的决心，使他的英名历万世而不朽；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杰出领袖、全国政协原主席邓颖超，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深受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两弹元勋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了新中国的强大，长期隐姓埋名于祖国西部边陲，为共和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及“一国两制”理念，改变了20世纪后期的中国，也影响了世界，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有目共睹。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明隆庆5年，江西南昌人邓以讚在科举考试中斩获探花，历官编修、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南京祭酒、至吏部侍郎。入仕二十余年，因不满权臣张居正的专横，受俸仅六年，其他时间用来潜心研究王守仁先生的学说，得出“学问须求自得，天也不做他，地也不做他，圣人不做他”的结论，学问人品赢得世人敬重。清中叶的邓石如，因出身寒微备尝人间的酸甜苦辣，但持节自守，性格耿介，钓雨耕烟，灌花酿酒，用经史子集浸润出仙风道骨，成为清代碑学书家巨擘，被誉为皖派篆刻创始人。
处于穷乡僻壤、名不尊位不显的光山邓氏，五百年来，始终遵循“忠厚传家、诗书继世”的古训，无论是渔樵耕读的过去，还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踏实地做人、勤勉地工作、自信地生活、乐观地处事，赢得了社会的尊重。
但上溯五百年的阶梯突然断裂，眼前是悬崖峭壁!
光绪年间，湖北黄冈宗亲邓廷佐(光绪十八年壬辰科进士)、邓廷琛，带谱头前来光山商议接续宗谱事宜，“当事诸公以款费无出为由辞，坐失美机!”。为弥补“吾族遂为无谱之门”的遗憾，族中诸公悔后商议创修，并把任务交给第十四代后裔邓宗祊。
当年，宗祊叔祖编纂宗谱时，深感“考前事则半残缺而不足征，稽遗言则多脱落而靡取信”，面对使命，他只能“捉形射影，理废整残”，那种心境，让我感同身受。在那个资讯不发达、“赞助无人、订详无侣”的条件下，他能够“继三百年绝续之源，联十五代耳云之绪，惟期昭穆有序而不紊，尊卑有别而罔淆”，确实让我倍加钦敬!
如今，我要沿着岁月的河流上溯，穿越五百年的时光，直抵参天大树的根抵，难度可想而知。
转念一想，一个曾经有着辉煌历史的家族，后人竟然凑不齐续宗谱的钱，后面隐藏着多少悲凉的故事？惟一可以查证祖先史迹的墓碑，却被人为破坏以至湮灭，要花费多少口舌，才能对子孙后代解释清楚？
五
为了接续家族的历史，我一直在甄别中查找，在查找中求证，在求证中思考：即使最后查找出有关邓以仁的准确信息，理顺了光山邓氏的脉承，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吗？
如果没有，我的终极目的是什么？
是光耀门庭吗？五百年前的户部督堂，在当时确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既可荣宗耀祖，又能封妻荫子，应该是全族人的荣光。可时代的列车呼啸行驶了5个世纪，生活在信息时代、民主社会的人，还能仰仗祖宗的恩荫生活吗？君不见，自古至今，多少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王公贵族，都被岁月掩埋进深邃的历史，有多少当代人专门留心探究他们的后代？何况，作为一名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我已过天命之年，再过几年行将退休，还需要依傍五百年前那位功成位显的祖先为自己脸上贴金吗？
自古以来，国家可灭，朝代可替，家庭可散，个人可亡，惟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历久长存，生生不息。而家谱则是一个家族得以延续的唯一存在证明。可五四“新文化”运动，将家族文化视为导致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而猛烈攻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毁宗庙、砸宗祠、烧族谱，断宗族文化传承之根基，将人的尊严和价值公开践踏到极致。改革开放以来，人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普遍意识到：只有一个个家族的存在和延续，才有整个民族的存在和延续；只有一个个家族的团结，才会构成整个民族的团结；只有一个个家族的繁盛，才能构成整个民族的繁盛。
认识到家族文化对凝聚人心、传承美德和教育后代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后，人们纷纷通过宗亲聚会和修续宗谱来寻找精神寄托，且离家越远，其情愈笃。作为光山邓姓一员，我有幸读了几年书，能够比较多地接触到有关方面的文献信息，求真务实的秉性迫使我打破砂锅纹(问)到底。如果能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努力，查证出一份逻辑关系严谨、内容翔实的家族历史资料，接续中断了500年的宗族脉承，总结家族文化在教化育人方面的成功经验，与各位宗亲共享，为自己的“人生三问”寻找准确的答案，将是何等幸事!
环视一个家族，犹如一座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由参天大树和无名小苗共同构成。这些参天大树的生命力再旺盛，也终究摆脱不了自然规律，总有一天要带着期待和遗憾走进历史。留下的无名小苗们，如果充分享利曾经哺育过先辈成长的阳光雨露，在大自然的四季轮回之中尽情地汲取丰富的营养，尽快成长为栋梁之才，当然是一种理想；如果由于时势和个人能力的影响，既不能取得惊天动地的业绩，也缺乏独具慧眼的发明创造，但勤勤恳恳工作,踏踏实实做人，甘愿做一株无名小草，俯仰无愧于天地，即使将来到另外一个世界去面见曾经辉煌的先祖，亦可面无愧色地交流畅叙矣!
家族如此，由家族和民族组成的国家何尝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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