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姐讲了许多,都入情入理。汪凡多喝了几杯酒,激动起来,涕泪横流,哽咽道:
小弟我到这个地方工作,举目无亲,全得大哥大姐照应。大哥大姐,是世上最好的人,我汪凡一辈子忘不了的。我汪凡不是人,做了那件蠢事,让老驽马他妈的来整你。
张大姐不愿提及这件事,忙止住汪凡,不要那么讲,马主任也是个好同志,我干档案工作,还轻松些。
汪凡回到宿舍,精疲力竭了,衣服也不想脱,就上床睡了。反复问自己,张大姐讲你的本质不坏,到底坏不坏?
九事情糟透了。不久前发生的二百风波使汪凡的形象大为失色。似乎所有的领导都冷淡他了。那天在厕所碰到市长,市长正在系裤带,双手不空,口里咬着一本《求是》。汪凡很尊重地喊了市长,市长微微点了点头。汪凡明知厕所不是热情寒暄的地方,也分明看见市长嘴巴被《求是》占着,但总以为市长对他不如以前那么满意了。那次大便足足用了三十分钟,若有所失地走出厕所后,仍有便意,很不舒服。
真是祸不单行,工作上偏又出了个差错。向省政府打了个请求解决资金的报告,汪凡校对的,报省政府误作了打省政府。市长拍着桌子,叫道:今天打省政府,明天还要打国务院!真荒唐!
完了完了,彻底完了。汪凡真想大哭一场。
偏偏这时,一位大学同学寄了一本散文集来,曰《夏之梦》。这更勾起了他的无限烦恼。这些同学,在学校都是一块儿玩创作的,人家现在出的出散文集了,出的出诗集了,有几个同学的小说也出了多人合集。自己呢?正儿八经地当了几年御用文人,成就在哪里?居然也那么鄙视过这些搞创作的朋友。
简直无法给寄来散文集的同学回信!他提起笔来,脑子里像钻进了许多蚊子,嗡嗡乱叫。好不容易静下心来,写上几句,又捏作纸团丢了。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写了几年衙门文章,现在连写封稍稍儒雅些的书信都不能了。语言已丧尽了灵气,十分刻板。
一连几天,他有空就翻同学的散文集。这位老兄的散文清丽、空灵、舒展,汪凡看了几天,便满脑子的白云、山泉、翠柳,如丝如缕的温馨。
这本散文集似乎是一剂灵丹妙药,让他心静如水。兴致好了,便翻出自己前些年创作的诗和散文,有发表过的,有一直沉睡在抽屉里的。缪斯的光环似乎又辉映在他的头顶了。摊在案头的件件作品在他的眼里成了游动的精灵。原来我汪凡天生就应躲进小楼成一统搞创作的,干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呢?此念一出,便感到自己虚度了这几年,很懊丧。
以后的日子里,他工作上勉强应付,倾注全部精力写诗。那些古板的机关材料在他的眼里一下子成了狗屁不如的东西。他感到自己很可笑,好像死心塌地迷恋过的美人儿,最后发现竟是一个丑八怪。这几年自己居然也写这样的文章,居然也为了成为大手笔孜孜不倦,简直辱没了仓颉。那些东西,千篇一律地在什么什么领导下,什么什么支持下,什么什么配合下。一个材料,开篇至少三下,三下五除二,算啥玩意儿?
汪凡潜心创作了一首诗,曰《痛苦的方式》。写得很绝,把自己感动得在郊外转悠了一个星期天。他想,这样的诗作如果不发表,中国没有诗了。
果然发表了,在本市的文学圈子里引起了轰动。汪凡为了扬眉吐气,很方法地把自己发表诗作的事在同事们中间张扬了。同事们敬而仰之,他很快意。
一天,马主任很严肃地找汪凡谈了话。听说你写了个诗,叫什么痛苦。业余搞创作,我看是可以的,只要不影响工作。但格调应高一些。领导很器重你,同事们也很关心你,有什么痛苦的?领导批评你,也是为你好,要正确对待。有人说你星期天经常在外独自散步,有什么想法,可以向组织反映嘛。唉,现在文学界也不讲方向性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发表,自由化怎么能不泛滥成灾?
汪凡解释说,我那诗作,并没有政治问题。痛苦嘛,在有些时候,是一种很高尚、很纯洁、很美丽的情绪。
没等汪凡讲完,马主任莫名惊诧了,什么什么?痛苦也美丽?
汪凡突然发现自己笨拙,怎么同这些人谈文学的审美情趣!为了尽快收场,汪凡立即表态,一定接受领导的意见,有时间的话,创作一些健康的有益的作品,热情讴歌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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