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之五———过年
不知道是哪位让人欢喜让人忧的祖宗，也不知道他出于什么想法，发起了过年这个节日。不过以我的推测，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应了孩子们的强烈要求。因为，过年是孩子们生活中的最大愿望。小时候，过年是所有快乐幸福的大荟萃，是被压抑了三百六十五天的欲望的顷刻爆发，在那一刻，期待已久的吃好的、穿好的、玩儿好的等诸多愿望，都会得到满足。
一
现在想来，小孩儿们之所以特别渴望过年，主要是因为穷。你想吧，一年到头，人们处于半饥饿状态，只有过年才能尝到肉味。这种情况下，别说凡人，圣贤如孔老夫子者，即使每天闻《韶》乐，恐怕也不能达到“三月不知肉味”的境界。还有，那个年代，不知道为什么，所有的人总在忙，农闲的冬天也不例外。大人们不用说，小孩儿们稍微大些，就得承担起劳动的担子，上学只算是应景吧，只有到了过年那几天，小孩子才能理直气壮地拒绝爹娘安排的劳动任务，放开了疯玩儿几天。当时，每家孩子都一大群，爹娘为生计操劳，愁了吃愁穿，哪有耐烦去亲孩子，“下雨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现在想想，不是那时的爹娘对孩子狠心，而是整天烦心事多，不拿孩子出气怎么办？只有过年这几天，爹娘们好像有了更大的耐心和克制力，对于孩子们的调皮和不听话有了更多的容忍，一般不去训斥和打骂他们，孩子们可以有更多的放肆和无礼。再说，过年了，不管多困难，爹娘总会给每个孩子搞上一身新衣服，即使是老粗布的。小女孩儿们还会得到“二尺红头绳”，扎在头上，比平时好看了许多。另外，过年了，总有放鞭炮、看小戏、打秋千等各种娱乐项目，都是孩子们喜欢的。
在我的印象中，对于过年的渴望和期待，在农历十一月底、腊月初的时候是最强烈的，那段日子也是最难熬的，因为年味已经闻到，但毕竟还有一个多月。大约十来岁的时候，到了十一月底，就开始了过年倒计时，常常扳着娘的脖子问：
“今天是几了？”
娘答道：“十一月二十八了。”
我就说：“离过年还有三十二天呢。”说完，会想着到了明天，就剩三十一天了。当时觉得三十多天特别漫长，何时才能过完啊！往往惆怅万分，期待、迫切、无奈的心情油然而生，用度日如年来形容这种情绪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日子过得慢归慢，但年还是终于要来了。腊月二十左右吧，一些零星的鞭炮声带来了浓浓的年味，这几天，过年的准备工作最忙碌。最早进行的是杀猪（我们家乡一带，没有吃其他肉的习惯，过年通常只准备猪肉），这是小孩子们最喜欢看的。当时，一般每家都有两个猪圈，人们养猪不用工业化生产的饲料，都是用剩饭菜，或者山药叶、花生蔓等等做成糠喂猪，猪长得很慢，一般一年才能养成。杀猪的前几天，主人就不再喂它了，要把它的肠肚空一下，以免脏东西太多。到了杀猪这天，请来村里杀猪的把式，在猪圈旁边埋上一口大锅，搭好架子，然后由三四个人去捉猪。捉猪的技巧是先由一个人揪住猪尾巴往上提，让猪的身体悬空，使其后腿无用武之地，然后其他人去抓猪的前后腿，这样就容易把猪放翻。杀猪时要把猪放在一个架起的木板上，一个人死死压住猪的后腿，一个人压住猪的前腿。操第一刀的把式，一条腿跪在猪的肩膀上，一只手操刀，另一只手死死控制住猪的下巴，不让它再张嘴号叫。然后，选准角度，从猪脖子里一刀扎进去，直刺猪的心脏，刀子一抽，血就哗哗地流出来，接在事先备好的盆子里。用“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形容这种景象最恰当不过了。这时，大家还不能松手，直到血流尽了，猪再也不能动弹了，才可以放手。这些步骤如果都顺利完成的话，就是一次成功的宰杀。
但是即使经验丰富的把式，也有失手的时候。记得有一年，几个杀猪把式的面子就栽在一头老公猪面前。本来种猪一般是不会被宰杀的，但不知道为什么，那头种猪却倒霉，主人决定对它开刀了。请来的把式也是村里最好的，可刀子进去就是扎不出猪血来，几个把式轮流上阵，用刀子从不同角度、深度去扎，反复多次也没有成功，急得几个把式满头大汗。没办法，大家一松手，已经被扎了十几刀的猪又跑了起来，大家围追堵截，费了半天劲才算了事。
我理解，猪，活着的唯一意义，就是养肥了供人吃掉，如同鹿就是供狮子吃的一样。杀猪，是一个古老的职业，本没什么道德不道德的事。后来，佛教不杀生的戒律，对普通人也有了一定的影响。据说有的地方，杀猪的屠夫，担心杀生太多，来生下地狱受惩罚，在杀猪前，会念上一段咒语聊以自慰：
猪儿猪儿你别怪袁你本桌上一道菜遥别人不吃我不杀袁你找吃肉的去索债。
把责任推干净了以后，才安心操刀杀猪。
猪被杀死以后，下边的工序就是给猪吹气、煺毛了，术语叫做汤猪。汤猪前，先得在猪的一条后腿上用刀割一个小口，然后用一根长一米五左右、径粗一厘米左右、一头带拐弯的铁杆，我们叫“挺杖”，顺着这个小口，插进猪的身体，设法将猪皮与里边的肉弄开个缝。然后由一个杀猪的把式，攥住这条猪腿，用嘴对准小口往里边吹气，一边吹，另外的把式会敲打猪的各个部位，让气灌满所有地方，最后，把猪吹得膨胀的老高，整个身体如同小鼓一般，把式用细麻绳将那个小口的上方牢牢扎紧，以免跑气。这时把已经准备好的开水倒进大锅里，把猪放进水中，翻两个过儿，就可以用铁制的刮刀煺毛了。注意啊，这是煺毛，不是剃毛，是把毛连根拔出，这样猪皮才干净。据说，汤猪时，水温要控制好，太烫了会把肉皮烫熟，毛就煺不下来，温度太低毛也煺不下来。毛一煺，一头黑猪就变成了一头肥肥的白猪。毛煺完了，就该开膛取出五脏了，取五脏要用两只铁钩，分别挂住猪的两条后腿，将猪倒挂在已经搭好的架子上。最后，由一个把式用刀将猪开膛破肚，取出五脏，把猪的身体，沿脊梁用斧子劈成两半，这头猪算杀完了。
那时候，把式们杀猪不收钱，也不白干活，要把猪毛和猪的小肠带走，他们会将这些卖掉换钱。假如猪杀完了正好到了吃饭的时间，主人家会用刚杀的猪肉招待杀猪的把式，一家人也跟着尝尝久违的肉味。
猪杀好了，放在哪儿呢？当时可没有什么冰柜供你使用，再说腊月里到处冰天雪地，人们不怕温度高肉坏了，怕的是猫啊、鼠啊什么的把肉糟蹋了。人们发明了一种专门存放肉的、用荆条编的笼子，大约四五十厘米宽，一米五左右长，三四十厘米高。这种笼子盖上盖子后，猫、鼠在外边闻着肉味，就是进不去，只能干着急，人们给这种笼子取名“气煞猫”。猪肉放进“气煞猫”，你就安心睡觉，单等煮着吃吧。
猪杀完了，接下来要扫房子、做豆腐、蒸年糕、炸丸子、蒸馒头、蒸豆包、煮肉。这几样事，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是做豆腐和蒸年糕。做豆腐的难点主要是点卤，卤水点多了，豆腐太老，吃起来有苦味，卤水点少了，太嫩做不成。做年糕的技术难点，是在黍米面中添加棒子面来控制面的黏度，太黏了往往蒸不熟，不黏了又不好吃。蒸年糕要一层一层地往锅里的箅子上均匀罗面，火候需要掌握好，必须是热气蒸上一层后才能罗下一层，太快了就会夹生。蒸年糕还会受到天气的影响。那个时节，天气冷，经常刮大风，老百姓的锅盖也没有那么严实，一旦跑风漏气，年糕就蒸不熟。如果有一个用草编的厚厚的大锅盖（老百姓叫它蒲帽）来盖锅，周围再用布围住，就好多了。蒸年糕一年只有一次，因为常常出问题，人们十分注意。年长的人有一种迷信思想，不允许小孩子们乱说话，比如不能说“年糕能蒸熟吗”、“这样不好吧”之类不吉利的话。我本家的一个大娘，每到蒸年糕的时候，都会虎着脸，不让孩子们靠近，也不和任何人说话，生怕有不当的话妨碍了什么神仙，把年糕蒸生了。原来我不知道，和她说话，她会斥责道：“滚一边去。”后来我知道了，对她那煞有介事的迷信劲儿，心里颇不以为然，不过惹她干吗？离她远点呗。
二
大年三十，老家叫做“小年下”。到了这天，过年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了，如果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备齐，那你上午得赶紧到集市上采购了，否则下午集市就没人了。你还得看一看，院子里有没有借邻居家的粪筐、铁锨什么的没有还，有的话赶紧还了，否则据说不大吉利。欠别人钱，当然更应当还，还不起咋办？只好落下过年账了呗。别的事没有了，赶紧把院子里的土扫一下吧。除了自家院子，最好把门外通向大街的地方也扫扫干净，潲上点水，添点儿喜气儿。
如果你家要贴对联，那得在“小年下”下午完成。当时村里人们一般不买对联，请村里会写字的写对联。我家有两个邻居，毛笔字写得顶呱呱，很乐意在过年时露一手。我见过他们写对联，炕上放着一卷子一卷子的红纸，紧绷着脸，不停地写啊写。我知道这时尽量别招惹他们，非得招惹的话，除了奉承他们字写得好以外，别的千万不要说，因为他们很忙，加上求他们的人很多，他们觉得自己格外“牛”，经常呛人。
当时的对联，什么“福”啦、“寿”啦的内容不多，因为这与“革命”形势不太搭调。更多的是：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抓革命纲举目张，学大寨战天斗地。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学大寨赶昔阳不到长城非好汉，抓革命促生产争取来年过黄河。
春风浩荡革命形势无限好，红旗招展阶级斗争不放松。
现在看了这种对联，感到当时的人是否每天打鸡血，总是那么斗志昂扬。不过不这么写还不行，据说，“文革”时期，有因为对联写得不对丢了人命的事。某地方有一位老顽固，肚里有几滴墨水，但装傻功夫很不到位，他对“大好形势”不以为然，过年时借用了宋代吕蒙正的一副对联，上联是“二三四五”，下联是“六七八九”，横批是“南北”。村里人倒看不出什么，可县里工作组一个人路过他家看到对联，知道对联的含义是缺“一（衣）”少“十（食）”没有“东西”！好你个老“顽固”，这不是借用古人诬蔑大好形势吗？于是把老先生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押进大牢。一年后，老先生为这副对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明不白地死在狱中。
尽管我家紧邻村里擅写对联的“写手”，弄副对联很方便，但买红纸需要花钱，另外爹也许每到年关发愁如何过年，没有什么好心情，所以，我家过年是不大贴对联的。只隐约记得，在门口顶端两侧，发了白的红纸上，分别有“革”、“命”两个字，是不知哪年贴过的对联残存下来的“遗迹”，由于位置比较高，人们够不着撕，就在我家过了好几个春节。
近年来，年夜饭这个词似乎很流行，不过让我听起来，怎么着都觉得有一股小市民气，用一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俗”。据说现在好多人家的年夜饭都不在家里吃了，到酒店吃，而且如果你有发蔫打愣的脾气，不提前一二个月预订的话，那么对不起，可能连吃年夜饭的酒店也订不到。不管怎么说，这是时代发展的结果。小时候孤陋寡闻兼土得掉渣的我，的确没有听过年夜饭这个词，“小年下”晚上的饭也都是在自己家里吃。那个年代，别说是农村，在城市到了腊月二十以后，饭馆大多也都关门大吉了，不出正月十五是不会开门营业的。因为腊月和正月很少有人到饭馆吃饭，饭馆开门营业就是缺魂儿的表现。
时间再早了不用说， 一九八八年的正月初四，我和四个同学到河北大学学习，由于火车晚点，到学校后，管事的人都回家了，我们吃饭和住宿的地方没有了着落。没办法，一行五人沿街找吃饭和住宿的地方。那天下着大雪，大家饥肠辘辘，用饥寒交迫形容那时的落魄一点也不为过。步行了两条街大约三四公里的路，没有一家开门的饭店，好不容易从门缝里看到一家饭店里边有些灯光，我们就连敲门带喊叫，终于通过门缝和一个看门的老头儿对上话了：
“老师傅，有饭吗？”
“过年呢，能有饭啊？看不着关着门呢？”
“给我们做点吧，我们给钱。”
“做不了，大师傅都回家了。”
“没事，给我们开开门，我们自己做。”
“不行，做不了，火都没有，快走吧。”
没法，大家只好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火车站，终于遇上一个用三轮车推着保温桶卖小米粥的，还有榨菜和咸鸡蛋。虽然米粥都是加水澥过的，但我们也觉得如得救一般，每人吃了一碗，另加一个鸡蛋，一包榨菜。没吃饱吧，对不起，人家卖没了，凑合着吧。吃的算是解决了，住的地方马上摆上了“重要议事日程”。旅馆和饭店一样都不营业，好在“好人有好报”这句话在这儿应了验，我们找到一个部队办的旅馆，看门的大嫂兼服务员，看我们几个“浓眉大眼的”像好人，问了我们情况，答应收容我们。那时也没有现在所说的“标间”，只有大通铺，我们五个人被安排在一间房子里住了一晚。时代发展到今天，服务行业越是到过节越是火暴，所以上述经历，你纵有天大的福分，以后也不会遇上了。
“小年下”的晚饭，一般是米汤、肉菜、馒头、豆包。放在今天，这就是一顿普普通通的家常饭，但在当时已经很不错了。再说，“小年下”也不能大张旗鼓地吃喝，这更加增添了对正月初一的期待，凸显了正月初一的价值。“小年下”吃那么好，搞那么隆重，那将置正月初一———“大年下”于何地？岂不是喧宾夺主了吗！
“大年下”早晨必须吃饺子，否则就不能叫过年。“小年下”的晚上，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包饺子。有的人家包饺子的人手多，饺子在“小年下”下午就包好了。有些人家包饺子人手少，一些年轻的姑娘、媳妇儿就派上用场了，晚上到这个邻居家那个邻居家帮着包饺子。和我同龄的一个女孩儿叫秀玲，她在帮助别人家包饺子方面，是个大明星，向来不辞辛苦，手头极快，能同时擀两张饺子皮，她一来，大家的手脚就变得比平时麻利了许多，很快，饺子包好了。饺子包好了，干点什么呢？那时没有电视，“春晚”更没有“出生”，一家人就围坐在炕上“熬年”。对于“熬年”有什么讲究和意义，到现在我也不甚了了，不过小时候每年都下决心熬到天亮，但从来也没有实现过这个愿望。“熬年”过程中，最值得期待的节目是，娘切点瘦肉、猪灌肠、猪肝等，通通放在一个大海碗里，拿现在的说法，就是一个“拼碗”吧，放在炕上，每人一双筷子，一大海碗肉顷刻告罄。这也许是家乡过“小年下”最具标志性的节目，和正月初一肯定吃饺子一样，家家如此，年年如此。如果你家里人喜欢喝酒，肯定还会喝上几杯，我家只有爹有时喜欢喝点酒，但是“小年下”晚上，也许是烦心事多没有心情，也许是觉得没人和他对饮，在我印象中，他没有在“小年下”晚上喝
过酒。你一定听说过压岁钱的事吧，小时候也得过不少吧。我从小到大没有得到过一次压岁钱，过年也没有期待过此事。
邻居家有个男孩儿，叫做猫兰，和我年龄差不多。过年的时候，我非常羡慕他，因为他“小年下”的晚上总有意外惊喜。他家是香油世家，三个叔叔都是卖香油的，一到腊月，是香油的销售高峰，他的叔叔们每天走街串巷，左手把铜牌子甩得老高，右手用一个小锤子“当”、“当”地敲着。卖香油赚了钱，几个叔叔会买几把小炮，当作压岁钱给猫兰，羡慕得我什么似的。
三
“爆竹声中一岁除”，过年了，放炮是必需的。那时炮的品种十分单调，只有鞭炮和二踢脚（我们叫做“二起”）。鞭炮是二十五头儿或者五十头儿的，没有见过成百上千甚至上万一挂的鞭炮。这主要是由人们的消费能力决定的，试想，那个年代，在农村你弄上一万头儿的鞭炮，谁能买得起？听说过气火吗？这不应当算作炮，但样子和小炮差不多，固定在一个小小的竹篾子上，点燃后，燃烧的火药会从下面快速冲出，把气火推向高处，如果是晚上放的话，随着“哧”的一声，会看到一条火线冲向空中。这种气火一般是十头儿的，一毛五一把。
十一二岁的时候，学校放假一般在腊月二十五，腊月二十六是年前最热闹的一个集日。这天早晨，我就和立平、铁耿、扔小、顺妥等几个最要好的伙伴儿，步行十几里地，到县城去赶集，目的是看热闹兼买小炮。当时家里穷，有一年娘给了五毛钱，有一年给了三毛钱。其他伙伴儿也差不多，有比我多点的，有比我少点的。最差的是铁耿，每年都是他带钱最少，有一年只带了一毛五。钱少不影响我们的兴致，大家一路打打闹闹，连说带笑，来到县城，直奔炮市。那时炮市不像现在静悄悄地，卖炮的要不断放自己的炮让人听响儿，人们看谁家的炮瞎捻儿的少，起得高，响声大，就买谁家的。炮市里总是“炮火连天”，鞭炮噼噼啪啪，“二起”咚咚咔咔，气火哧哧溜溜。我钱少，“二起”不用考虑，可着钱买上一二把小炮、一把气火就得。
太阳偏西后，我们开始回家转。一天水米不打牙，饥肠辘辘，疲惫不堪，但大家兴致不减，相互交流着集市的见闻。扔小有一定表演才能，会把炮市里放炮的声音用口技的方式表演一番，最有趣的是表演放“二起”：他先蹲下来，作点炮捻儿状，好像害怕，一次点不着又点第二次，终于点着了，他口里模仿着闷声闷气的炮声，“砰！”接着，抬起头，眼睛望着天空，作看飞向空中炮状，似乎专注地等待第二声炮响。让人想不到的是，扔小却又装作被来路不明的炮炸到了屁股，口里发出“砰”的声音，手赶紧去捂屁股，迅速倒下。大家前仰后合，乐不可支。
铁耿善讲集市里的热闹事：集市里非常拥挤，人们走路都过不去，有一个人却畅通无阻，因为这个人买了一挂猪小肠，挑在木棍上，让挂猪小肠的那头在前边开路，猪小肠晃悠晃悠地。这人边走边喊着：
“让一让，让一让，弄脏了，弄脏了。”大家怕被猪小肠弄脏了衣服，躲之唯恐不及。所以他所到之处，人们赶紧让开一条路。
铁耿还说：有一个老婆子，提着一条猪肉，走在炮市里。有人问她多少钱一斤，她边走边说：“中刀肉，九毛五。”话音未落，一个“二起”在她的头顶炸响，“咚咔！”吓她一大跳，她接着喊：“×你妈。”
大家嘻嘻哈哈，打闹着回家了。
“大年下”的早晨，放炮最集中，远近“二起”的炮声，高高低低，此起彼伏。近处的震耳欲聋，我不太喜欢，喜欢听远处连成一片、经过沉淀的炮声，咕突咕突，像熬了一锅很稠很稠的粥，噗噗地开一样。这会儿，一定有邻居家的小伙伴儿，穿了新衣服，跑到家里来，站在炕沿边，等着你快快起床，一起到外面拾炮筒。拾炮筒得趁早，在天光没有完全放亮时就去，否则其他人就拾走了。如果运气好，会拾到没有炸坏的、完整的炮筒。在我家前面再隔一家，有一个空旷杂乱的闲置地方，四周由破败的半截墙头围着。这片地方属于“五保户”老光棍———大老黑的，叫做大老黑圪拉子，在那里边拾炮筒经常有意外收获。想到这里，我会七手八脚地穿上娘为我准备的全新的棉袄棉裤棉鞋，和小伙伴儿风一般地奔向大老黑圪拉子里，生怕被人抢了先。
对于放炮，我有点叶公好龙的做派，喜欢过年的炮声，又怕过年的炮声，特别是自己不敢放炮。有一年过年，我哥要在院子里放小炮，我在屋里感到很害怕，隔着窗户喊叫，让他到院子外面猪圈旁边去放。哥可能是为了逗我玩儿吧，往外走几步，就停下来作放炮状，我再喊叫，他就再往外走几步，如此反复几次，才按我说的到外面放了几个小炮。我长很大了才敢放“二起”，直到现在，对那些有危险性的炮我还是不敢放。有一年，朋友送了一纸箱子炮，我一看，炮的档次还挺高，自己不敢放，就把大部分转手送人了。剩了一点，过完年也没有放，到第二年过年还保存着，看看还是不敢放，没法儿，拿回老家让我弟给放了。
四
大年初一的早晨，爹娘是忙碌的，得早早起来煮饺子，吃过饺子就该磕头拜年了。爹娘在我们本家辈分高，有好几年，我家还没有吃完饺子，晚辈们就来给爹娘磕头了，弄得一家人饺子也吃不安生。大年初一吃饺子，是最隆重、最解馋的。炕上收拾得利利索索，摆一张小桌，上面放十几碗饺子，大人们坐在中央，小孩子围在四周。如果没有位置了，就找个墙圪圮劳蹲下来，端上一碗饺子，上面浇些调料吃也是一样的。村里流传着一个笑话：一个小孩儿，正月初一吃饺子，等不及嚼就咽到肚里。因为吃得太多，饺子都顶到嗓子眼儿了，实在吃不下去了，想到茅子“方便”下。从炕上下来，穿鞋时一低头，饺子居然从嘴里掉出来一个，他用脚一踩，一看饺子馅里还有肉，就说：“啊！馅里还有肉呢，我还得吃。”拜年的习俗各地都有，但拜法各不相同。在我们老家，应当先给爷爷奶奶、爹娘磕头，然后，一帮本家平辈的男孩儿，要到本家长辈那儿去磕头，本家的长辈磕完了，再给异姓的长辈磕头。给异姓长辈磕头，一般只给关系好的磕。磕头拜年又叫见节，如果是一个大家族，那些晚辈见节得走半个村子，往往从一大早转到快中午才能完成任务。
磕头拜年的仪式非常简单，一进长辈家的门，就喊：“大伯、大娘，过年了，给您磕个头吧。”有的长辈，怕晚辈磕头弄脏了衣服，会在院子里铺上一块破席子、破草苫，晚辈就把头磕在上面。有的长辈对磕不磕头不太在意，听见喊声，会忙不迭地出来：
“算了，别磕了，你想磕死我啊！来了就好，快进屋。”
有些晚辈不怎么想磕头，站在那里迟迟不跪下去，等着长辈来拦，听长辈这样一说，正好就坡下驴，进屋去了。有的晚辈非常实在，长辈拦也拦不住，早就跪在地上完成了磕头仪式。有的更绝，进了院子不说话，悄悄地磕完了，才进屋和长辈说：
“我给您把头磕在院子里了。”
有的人就比较“虚”了，拜年只想赚人情，不想下跪磕头。村里有个人叫过兵，有一年过年，他给长辈拜年，一进长辈家的门，早早就大声喊道：“我给您磕头来了。”但人却站在那里不动，长辈稍一客气，他就不下跪了，转了半条街也没有磕一个头。他很得意，到了另一个长辈那里，故技重演，结果那个长辈却说：
“好哇，磕就磕一个吧，一年一节的了。”
他一听这话，把舌头往外一伸：“啊！”心里不情愿，也只好下跪了。
爹是从旧时代过来的人，但新时代对他的改造十分明显。他对磕头拜年这种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是对这种陋习看不惯，从来不要求儿子们给他磕头，从小到大，我们兄弟几个没有给爹娘磕过一个头；二是对尊重长辈要求很严格，儿子们可以不给他磕头，但他却严格要求儿子们给其他长辈磕头，包括乡亲中的长辈，特别是我和哥考上学以后，每年寒假回家，过年给长辈磕头是必修课。我还不是太在意，哥对这事有些抵触。爹看出来后，就给我们讲阎锡山的故事，说阎锡山发迹后，过年还给长辈磕头拜年呢，你们考学了，更得磕头拜年，别让人家看着不懂事。没法儿，父命难违，就到处转着磕吧，反正真正跪下磕的时候不是太多。
在老家，女孩儿是不用到处磕头的，但媳妇们就不行了，也得成群结伙地去给长辈拜年，但真正磕头的很少。女人磕头的姿势和男人不同，但我一次也没有见到过。
说起来有点奇怪，现在人们拜年与小时候大不相同。小时候过年只有小辈给长辈拜年，兄弟、朋友之间根本没有拜年一说。现在可好，同事之间、朋友之间，过年拜年成风。在拜年方式上，现代通信工具成为主角，前几年风行电话、BP机拜年，现在手机短信、E-mail 拜年又大行其道。拜年的词虽然华丽，但虚多实少，大家在手机上、网络上你转我我转你，看起来十分热闹，但真情几何？相信大家都心知肚明。
五
“大年下”来之不易，总想好好珍惜，规划着把各种想玩儿的在这一天都玩儿个遍、玩儿个透，但分身乏术，只能从打扑克、打秋千、看敲鼓、下军棋、打玻璃球等几种游戏中选择一两样来玩儿。现在想来，老家过年最有文化味道的活动，就得数敲鼓了。据说，我们村的敲鼓，是从邻村学的，因为那个村有演练武术（老家叫做耍拳脚）的传统，耍拳脚需要敲鼓。我村只学来了敲鼓，没学来拳脚。敲鼓的地点在大队院子里，一面直径七八十厘米的大鼓摆在那里，没有专门放鼓的架子，不知是为了敲鼓时用力方便，还是为了让鼓更好地出声，用一块石头垫在鼓的一侧，让它倾斜着。敲鼓的人站在较低的一边，手持两个鼓槌用力敲，另外有几个人分别拿着铙和钹，配合着鼓点打，形成气势恢弘、雄浑有力的大鼓奏鸣曲：
咚咚擦、咚咚擦、咚咚咚咚擦咚擦、咚咚擦咚擦、咚咚擦咚擦、咚擦咚擦咚咚擦、擦咚擦咚擦擦咚。
我想这套鼓乐肯定有一个名字，但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这套鼓乐很长，演奏一遍得二三十分钟。由于比较复杂，时间又长，好多人根本就记不下来，敲一遍需要很好的体力，所以村里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够完整地敲下来。印象中，敲得最好的人叫做大狗刨———一个黑黑的、粗壮的汉子，据说他能连续敲上三遍。我曾经看到最过瘾的一次，大狗刨在那么寒冷的时节，敲鼓出了汗，竟然脱了光膀子继续敲。
村里有个人叫做三老崩，算是艺术表演爱好者吧，经常在大街里拿着腔调，给孩子们表演不知名的戏曲道白：“闺女，跟着这位先生走吧，咱家吃的是糠菜稀饭，穿的是破衣烂衫；到人家吃的是香油白面，穿的是绫罗绸缎。”三老崩的表演在村里没有市场，常常遭人耻笑，还得了个外号———“闹文艺”，后来人们又叫他“闹瘟疫”。他对这些倒不在乎，依然我行我素，乐此不疲。我觉得他真是一个痴迷的艺术爱好者和实践者。在大狗刨脱了光膀子敲鼓那次，三老崩负责打钹，不知道是受到了刺激，还是真热了，三老崩也脱了光膀子，用力打着钹配合着鼓点，身体扭来扭去，作出各种滑稽可爱的动作。整个场面十分火暴，引来好多人围观，可谓盛况空前，高潮迭起。有给他们喝彩的，有骂他们疯子的，有骂他们傻子的，大家前仰后合，十分开心。
“大年下”人们吃两顿饭，早晨饺子，晚上是米粥、馒头、年糕、炖肉菜。炖肉菜就是把猪肉、粉条、豆腐、海带、白菜放进大锅炖。人们喜欢吃白肉，越肥越好，过年买肉，肥肉膘厚度达到十厘米以上的最受欢迎。“中刀肉”最值钱，因为肥肉多，“中刀肉”再带上板油，那就是顶级的好肉了。猪的后鞧肉红肉太多，还不如猪前膀上的肉值钱。“大年下”炖肉菜要用最好的肥肉，如果三片肉能放满一大碗，甚至肥肉都耷拉到碗的外沿上，是最高的标准了。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大年下”的太阳很快就要落山了。这个时候，心里总是想，盼了这么长时间的“年”，这么快就过去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觉油然而生，挥之不去。有一年，邻居家的小男孩儿，叫做胖小，比我小三四岁，过年这天在外边疯玩儿，突然看到太阳只有一人多高了，意识到“年”似乎是由“将来时”越过“现在时”，马上就变成“过去时”了，不觉悲从中来，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边哭边说：“盼了这么长时间的年，还没有怎么过就没了。哇呜哇呜……”如丧考妣。
六
老家有一句话：“外甥子拜年初二三。”初二初三初四是给七大姑八大姨拜年的日子。但哪天给谁拜年也有讲究，正月初二初三是出嫁的闺女带着儿女回娘家拜年的日子。通常的做法是，出嫁的闺女如果父母双全，就初二回娘家拜年；如果父母中有一个去世或者都去世了，就初三回家拜年，初三拜年的一项主要任务是为死去的双亲烧纸。初四是年轻夫妇到丈人家拜年的日子（前提条件是岳父岳母大人都健在），因为初二三是小两口儿到男方姥姥家拜年的日子。
拜年最有意思的是闹女婿。新女婿到丈人家拜年，都会被“闹”，“闹”他的是丈人家与他平辈或者晚辈的人。闹女婿最过瘾的是“捎蹲儿”，“捎蹲儿”需要三个壮汉共同配合，几个人先合力制服新女婿，再由两个人分别抓住新女婿的手和脚，第三个人弯腰将屁股撅起来，那两个人将新女婿晃悠起来，让他的屁股去碰第三个人的屁股，边上围观的人，无不捧腹大笑。对新女婿来说，“捎蹲儿”是被“闹”得比较惨的。不光男人，与新女婿同辈、晚辈的嫂子、姐妹、侄女、侄媳，甚至长辈的婶子、大娘，也会参与到闹女婿的行列，而且往往女人闹女婿的兴致比男人还高。她们的办法通常是，在包饺子时做手脚：故意包几个里边没有馅，只有空气的饺子，煮熟后，空气很烫，女婿用嘴一咬，往往烫个半死；在几个饺子里边包上辣椒面、胡椒面什么的，女婿不注意吃上一口，辣个半死。所以有“经验”的女婿到丈人家拜年吃饺子不敢直接咬，都是先用筷子将饺子弄破进行检查，确保没有问题再吃。
除了闹女婿，新女婿头年给丈人拜年，媳妇往往千叮咛万嘱咐，生怕女婿办错事丢了人。我们村有一个人，大概是魂儿不太全，绰号叫做“缺一叶”意思是说他缺一叶心肝肺，为了省事，人们叫他“老缺”。真是“好汉无好妻，懒汉娶花枝”，“老缺”娶了个媳妇很不错，不仅漂亮，还很精明。头年到丈人家拜年，“老缺”家里穷没有袜子，媳妇就用一块布给他蒙在脚上，用针线绷在鞋口上，从外面看好像穿着袜子一般。出发前，媳妇告诉“老缺”，一切看她眼色行事。到丈人家了，丈人让“老缺”脱了鞋坐到炕上去，他说：“不行不行，我这鞋脱不下来，用针缝了。”弄得大家都挺尴尬。吃饺子时，“老缺”觉得好吃，就一口一个地吃。媳妇在外面看着，嫌“老缺”的吃相丢人，十分生气，偷偷地在窗户外面给他伸了两个指头，意思是让他两口吃一个饺子，结果他理解错了，就说：“我一口一个还不行，让我一口吃两个，哪能吃下去啊？”媳妇看了这个，只好生气，躲在另一屋内垂泪。
我从小没有见过姥姥姥爷，舅舅有三个，姨姨两个，他们几家的孩子都一群一群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谁家日子也不好过，舅舅姨姨们哪里顾得上亲那些外甥男女，所以给他们拜年其实意思本不是太大，不过小时候还是特别喜欢走亲拜年。现在想来，除了小孩儿的天性外，主要是想到亲戚家好好吃一顿，解决没有彻底解馋的问题。
初四这个日子是我们最不愿意过的，过了这天，接下来的初五，会从欢乐的海洋坠入痛苦的深渊。初四的结束，比初一的结束还要命。为了让这一天晚点过去，有那么几年，出现了令人捧腹的笑话：正月初四那天，不知从哪里传来一个惊人但令人振奋的消息———人们居然把年过差了，提前一天过了大年初一。孩子们推算的结果是，今天的初四当然也是错的，正确的日子应当是初三。这正符合孩子们的愿望，奔走相告，还郑重其事地告诉爹娘：过差年了，今天不是初四是初三，明天才是初四呢。有一年，我回家和爹说了此事，爹倒是没有斥责我，但表情中可以看出，他不相信且觉得可笑，并说明已经安排了明天———就是初五的劳动任务是不能更改的。当时，这个“千真万确”的令人欢迎的失误，由于大人们的不相信，使得本应是初四的日子变成了初五。在后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在期待权威机构确认这个失误，以便有挽救“初四”的机会，居然没有等到任何进一步的消息。没有办法，只好一天天混下去了。
七
初一、初二、初三、初四过完了，不是非常失落吗？这时，你就不能不佩服老祖宗的聪明才智，安排下了一个正月十五，来缓冲你的情绪。如同现在有一定级别的干部到退休年龄了，没有马上取消你用车、秘书等方面的待遇，给你安排一个所谓的“闲职”，让你逐步适应权力被削弱到全部取消的过程。
在老家，正月十五一般是过三天，到正月十七就算过完了，所以有“红十七，黑十八”的说法，意思是说，十七还能见到肉，十八就彻底恢复常态了。正月十五的隆重程度与“大年下”相比差了许多，但在我们的心里，会把他想象成和“大年下”一样的级别。这种心理下，再把正月十四想象成“小年下”，正月十六想象成正月初二，正月十七想象成正月初三，所以过正月十五好像又过了一个年一般。
“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可能是老家贫穷落后的缘故吧，我从没有见过正月十五挂花灯的场面，倒是隐约记得烤柏灵火的事：正月十四五这两天，孩子们成群结伙地，到距村子五六公里外的西岗去折柏树枝。
正月十六晚上，大家在街里将柏树枝点燃，毕毕剥剥地，烧得通红。柏树枝有点油性，燃烧很快，一大堆柏树枝一会儿就烧完了。不尽兴怎么办？孩子们自有办法，到各家各户去偷其他树枝、柴火来烧，甚至连推碾子的推碾棍也偷来放进“火场”去烧。这时，满满的月亮发出清冷的银辉，红红地柏灵火烤得大家暖烘烘地。孩子们活跃起来了，有围着烤火的，有玩撞拐的，有玩卖小镢的，十分热闹。真是乐极生悲，正当大家玩得开心之际，不知道哪个坏小子，在火里扔进两个“二起”，噼噼啪啪，炸得火星四溅，大家纷纷逃窜躲避，不一会儿听到一个小女孩儿狼嗥一般的哭声，原来她的棉袄肩膀处让火星引着了，烧了一个大洞，她的肩膀起了一个大燎泡。大点的孩子赶紧送她回家进行处理，其他人的兴致也为此大减，纷纷散伙回家了。
不知道是因为柏树越来越少，无处弄柏树枝的缘故，还是年味越来越淡，反正村子里烤柏灵火的习俗很快就消失了。不过据说最近这两年，县城居然有人专门卖柏树枝，十块钱一把，供人们正月十六烤柏灵火。正月十五一过，这个年基本是彻底结束了。正月二十五也是个小节日，如果你家吃得节省，这一天还可能沾点肉腥气，算是这个年彻底告别前的回光返照吧。另外，有一种说法，过了二月二，才算过完年了。对此，我的理解是，人们不甘心让年很快过去，找出这个理由来安慰自己，其实，大部分时间，二月二是没有肉吃的。不管怎么说，过了二月二，再提过年的事，真就是二百五了。想到下一个年，有点“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感觉，简直是连盼头儿也没有了，心中不免惆怅。有什么办法呢，糊里糊涂地熬吧。
八
少年不识愁滋味，过年的快乐是属于孩子们的。对于爹娘来说，过年也许是最发愁的一件事。有这样一句话：不怕小葱菠菜羊角葱，就怕香油宅祀蜡碗灯。意思是，穷人不怕春天怕过年。春天来了，有的吃了，就不发愁了。大年三十，祭祀家亲的时候，上门催债的人都来了，无钱还债，只能学杨白劳，不怕才怪。生产队每年的结算放在腊月二十几，我家人多劳少，挣的工分少，每年欠生产队的实物款。那时贫下中农受优待，可以免掉所欠的实物款。我家是上中农，只比地主富农强一点，不是打击对象，但绝对不可优待，所以只好交钱。哪里来钱啊！年关已到，处处花钱。爹不是一个凡事不在乎的人，心量小，在我印象中，好几年，这个时候，他愁得从院子里走到外面猪圈旁边抽烟，一会儿又返回院子，一声不哼，始终是紧锁眉头。尽管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了，但已经感到石头堵在心里了。爹说过“一分钱憋死英雄好汉”，尽管他肯定没有把自己看作英雄好汉。
再就是每年为筹措买肉的钱发愁。有一年，实在是没有钱买肉，到别人家借钱？有钱的人看你这么穷，能放心将钱借给你吗？爹到我二大伯那儿借都没借到，后来想到姑姑家赊点肉（姑姑家那年宰了一头猪），好像答应也不太痛快。爹真是走投无路了，愁了好几天，没办法，就动员大家过一个“素年”。正当全家上下“众志成城”，响应爹的号召，决心过“素年”的时候，年三十的头天晚上，姑夫用自行车给我家送来一小条猪肉。爹好像也没有表现出很高兴，晚上让姑夫在家吃晚饭。吃饭时，不知道为什么事，爹好像还训斥了姑夫。姑夫比爹年龄大，对爹却非常尊重，人又好，爹训斥他，他只管唯唯诺诺。他越是这样，爹越是生气，责怪他太客气。
现在想想，小时候家里那么穷，爹娘为养育我们兄弟姐妹、为了让我们兄弟姐妹过年高兴，遭了多大难，发了多少愁啊！可过年时我们还和爹娘要这要那，简直不可饶恕。每念至此，想到爹去世早，没有看到和体验现在的好日子，连我们现在的愧疚心理也没有机会了解，真是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无以解脱。
九
过年有好多禁忌，“文革”期间认为是封建迷信，属于“四旧”的范畴，应当按照“痛打落水狗”的原则加以消灭。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这些禁忌，都来源于生活，而且是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好设定的。腊月二十三，有的地方叫做“小年”，我们不那么叫，只知道那天灶王爷查户口，回娘家的媳妇以及出外的家人，必须返回家中，否则灶王爷那儿没你的户口，下一年就没你的饭吃了。这哪里是迷信，还不是为了让家人早早回家，团圆过年吗？如果不拿“查户口”的事吓唬人，还不知道有多少住娘家的媳妇、外出的游子不回家过年呢。还有：二十三，糖瓜祭灶把嘴粘。意思是说，腊月二十三要用糖瓜祭祀灶王爷，用糖瓜把灶王爷的嘴粘住，让他上天汇报时不能说自己家的坏话。这不过是一种美好愿望而已，与迷信何干啊？
正月初一至初五，不能拿针做针线活，因为拿针会给来年扎上穷窟窿。整个正月不能絮棉花，否则对闺女是大凶。这也不是迷信，而是为了让辛苦劳作了一年的妇女们休息几天。你想吧，过去人们的穿戴全部要由妇女们一针一线做成，一年下来，妇女们哪有一天能停下手中的针线。老祖宗们看到了这一点，就设立了这个禁忌，让劳作了一年的妇女们这几天放下针线，稍微喘上一口气。试想，没有这个禁忌，妇女们能得到休息吗？所以这个禁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功效。
流行甚广的正月里不能剃头一事，有俗语云：“正月里剃头，不死大伯就死舅。”看起来有点迷信色彩，其实不然。为了让大家过年时都“面貌一新”，要求人们在正月初一前都理理发，这样整个正月不理发也不至于太邋遢，所以有人发明了这个禁忌，编了这个俗语。其厉害之处，就是爹和娘都会逼着孩子们去理发，因为这影响到自己兄弟的生死，同时伯伯和舅舅也会监督此事。因此，孩子们谁敢在正月初一前不理发啊！其结果是大家都整整齐齐过个年。我们村有一个人，眼仁看起来和黄豆似的，所以人们叫他黄豆眼儿。黄豆眼儿说话办事不按常理出牌，对于正月不能理发的说法不管不顾，别人说他：
“你怎么正月里剃头啊，不知道会死伯伯和舅舅啊？”
他说：“我爹都死了，我还管居求他们啊!”此事在当地传为笑话。
还有一句话叫做“二月二龙抬头”。据此，人们说二月二理发大吉大利。这不是什么迷信，因为过了一个正月没有理发了，再等下去不是太邋遢了吗？所以就说二月二理发好，不说好你肯理啊？
人的不同年龄段，对过年有不同的感受。对于我来说，有这样的体会和理解：小时候盼过年，三十岁怕过年，四五十岁烦过年。可不是嘛，小时候不知道发愁，只知道玩乐，也不担心再长一岁会老了，就盼过年；三十岁事业初创，涉世不深，经济基础差，各种关系需要打点，银子哪里够用？所以怕过年；四五十岁，事业小有积累，经济条件改善，各种关系打点不打点不要紧了，但过年到处奔波，无聊的应酬不断，费心费力，不是很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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