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病了,是重病。自被检查出生病之后,他就被女儿接去了北京的大医院治疗,我和所有关心他的家乡人几乎就中断了和他的交往。
中断了交往并不等于不再去想念。他刚离家那会,我就经常想他离开的痛苦。我的家乡依山傍水,资源丰富,又有李大钊的革命历史遗迹,这些,成了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他的营养。他和它们彼此依靠,相互提名,当他的书籍纷纷出版,当他的文学创作达到国家二级时,昌黎的碣石山、昌黎的李大钊革命纪念馆也经由他的笔闻名遐迩。很多人来昌黎,除了拜谒伟人,访古赏景之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和他这位出版了数本书籍的作者见面。因为,他们大多是是踩着他书页中的文字而来的,是他的心灵,最先向他们发出了热情的邀约。有时候我常常感觉,他的目光就是碣石山的一眼泉,他的背影就是大钊读书石旁的一棵松,他的胸怀就是和燕山山脉的某个部位的轮廓。我甚至觉得,昌黎小城的每一棵树,每一朵花,都把根须扎在了他的心里。对于他来说,离开家乡就意味着一种连根拔起,意味着一种撕心裂肺的疼、一种失去生命信号的窒息。
他唯一的女儿上海复旦大学毕业以后,在北京安家。爱人常年去北京照顾外甥。他却说什么也不去大城市享受天伦之乐,非要守着他的书斋,守着昌黎的那些街、那些山、那些树、那些人过日子。60多岁的他,每天中午要骑着自行车,穿过一道黑暗低洼的地道桥,去他接近90岁的老母那里去蹭饭。偶尔和文友小聚,每次他都酩酊大醉,喝多后他非说自己没多,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歪歪扭扭地在街上划线。经常见他满脸的擦伤,青一块紫一块地让人揪心。他很固执,咋劝也油盐不进。
他嗜烟如命。吃的穿的精打细算,就是买烟时毫不心疼。他吸烟时只吐不吸。他坐你的车时你必须随时提醒他不要把火星和烟头掉在车座上,你和吸烟的他并肩走步时也一定要拉远距离。有一次他吸烟的火星落到和他并肩走步的一位老兄的鞋上,那位老兄新买的价钱不菲的白色旅游鞋顿时被点上了一个大黄点。他常去的办公室必须要多备几个烟灰缸,或者你随时依据他的座位变换烟灰缸的位置。他把一个吸烟的照片放在博客首页多年,一位学生给他留言:吸了几十年了,该停下来掸掸落下的灰了。
写作时,他必须一手吸烟,一手打字。他一手打字的速度特别快,被我们誉为无法超越的“一指禅”。他的博客天天更新。更新的内容离不开昌黎的山、水、街、人、民俗、文化。他的博客内容转载的居多,都是县里那些文学、摄影等爱好者们的。转载前他要加上一段几十或者二三百字不等的介绍性文字,他的寥寥数语的文头总是让很多人激动不已。在这个小城,谁的文字或图片被他博客转载,都是一种巨大的荣耀,并且荣耀程度丝毫不亚于一个市级报刊的发表。他是一本昌黎文化的百科全书,他联系着国内大量和我县有渊源的文人。他和这些文友们之间的书信来往,成了我县和外地文化相互交流和传播的经络。
无论参加多么重要的会议,他总是拿着一个他母亲手工缝制的花布包。每次开会回来,花布包里总被种种资料塞得满满。他的书斋装着很多比县志更详实、更珍贵的资料。他的资料从不外借,只允许去查找。他穿着布鞋、提溜着花布包出席重要会议经常使他年轻的同伴们难堪,让他的带队领导头疼,可是他却一点也不在乎,只是自顾自地走,自顾自地发言讨论。
他说话直接。包括对所有的人。十几年前我初涉文学,经常被他的直言所伤。记得一次县文联采风,中午几十名文友小聚,作为原文联主席的他对我们每个人的文字发表见地。他以表扬为基调,挨着个地点评,到了我这,却只丢下这么一句话:也不知道你博客里的长篇大论写的是什么。一下,我成了所有人目光的聚焦点,顿时满脸通红,大脑空白,目光游离。一阵哄笑(现在想这笑是无心的)过后,大家吃的吃,喝的喝,说笑的说笑。我则成了一尊隔世的雕像呆在那里,偶尔机械地动动筷,却把自己向来恶心的肥肉块塞入嘴里而全然不知。初涉文字的人,把码字的事看的最重,心思最敏感,虚荣心也最不堪一击。之后很长时间我不再码字,因为一码字我的心就会疼,疼得我甚至见字生畏。后来,随着时间的逝去,我潮湿的情绪渐渐风干,那些曾被雾气模糊的背影、表情、树木、花草们都被还了原。秋天,我踩着遍地的落叶,看着外表有些丑陋的裸枝映衬于蓝天之下,看着家家的炊烟受了风向的指引在裸枝旁逡巡。那一刻我爱上了秋天的枯枝,爱上了家乡的凹凸小路,也爱上了动辄跟我吹胡子瞪眼睛的父亲。是沉静还原了这一切的美,这本真的美。那个午后,我安坐在电脑前,看着以前的旧字,感觉到它们如同衣着华丽的妓女,感叹号、排比气势、美词丽句在拼命炫耀着自身的魅力,却终也无法掩饰体内那一个个苍白的灵魂。就在那个时刻,我理解了他厚厚近视镜片里深藏的目光,理解了他那句听起来特别逆耳的实在话。华美的外表,个人情感的长篇宣泄,始终是违背“责任”二字的,始终是与收获的季节背道而驰的。寻找文字的内核,寻找现象背后的意义,寻找那些让灵魂苏醒的呼吸、触摸、照耀以及一切生动真实的细微生命迹象,唯有向映衬蓝天的秋日枯枝靠近,向瞪眼咆哮的鲜活父亲靠近,我的文字才会有希望,不苍白。
有了这次被他“中伤”的经历之后,我跟他的交流倒是简单明了了许多。我最初编辑文学期刊那会儿,每次与他见面,不管是谁在场,他总是一箩筐一箩筐地给我挑毛病。什么这篇文章的结尾托不住了,那篇文章的标点用得欠妥了等等。我开始的时候心里也很不好受,见了他也总想躲着。但是慢慢地,我也开始跟他争论了,甚至有时候唇枪舌战,面红耳赤。他也这样。他有时候甚至强词夺理。我有时候也这样。但他从来不动真气。我有时候动真气。可是即便动真气我也会把他的话牢牢记住,然后静下来自己揣摩,觉着有道理的地方自己偷偷地改,但在表面上却决不服软。
离开文联之后,跟他的联系少了很多,只是零星从一些人的嘴里听到关于他的一些情况。将这些零星的情况整理在一起,不外乎编辑《昌黎地秧歌》《昌黎地方志》等种种书籍。尽管他一把年纪,可是他做这些事,就如同春天播种,秋天收粮,不足以让我产生一丝的惊讶。直到不久前,他生病的消息传入我的耳中。
人乃肉体之身,谁能无病?可怕就怕在一个生病的人持续带给他人生病的消息,旁人对这个生病的人议论的话题除了他的病之外就不再有其他。因为那是一种意味。一种无法诠释的意味。一种用诗意来形容未免过于美化的意味。
以前,我经常到他的博客里转悠。从博客首页他的友情链接里寻些美文好图打个小牙祭。末了,踩个调皮的脚印以示兴奋。每次,他都是笑脸回复。
可是,自打他去北京住院后,自打那些关于他病情的消息陆续传入我的耳朵后,我却很少去他的家里“做客”了。即便有时想根据他的帖子揣摩他的心情,也是以匿名游客的身份,不留下一丝我踩踏的痕迹。
我问自己,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不跟他说几句关切的话呢,重病中的他需要这些啊,我一遍又一遍地问,却没有答案,只有泪水。
那次,几个去北京探望他的朋友带来他最近的病况。想象着朋友们对他的描述细节,竟下意识地点开了他的博客。音乐声随之飘来。《两只蝴蝶》。美而凄。低而清。决绝而眷恋。坚毅而缠绵。这个习惯趿拉着破布鞋、提留着花布包、酒桌上动辄说着“谁不喝谁儿子”的粗糙倔老头,怎么变得如此诗情?
对此,我使劲地想,直想到不敢去想,直想到泪水把我淹没。
尽管如此,这个可怕的时刻终于还是来了。那是2014年11月7日,一个寒风乍来、万物萧条的日子,一个夕阳尽收、夜色四起的时刻,他,带着对文字永恒的痴爱、对家乡山水永远的牵挂悄悄地离开了我们,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得知他离开的噩耗时,首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不是他消瘦的面孔、不是他蹒跚的步履,甚至不是他夜间敲打键盘的背影,而是夜空中那两只自由飞翔的蝴蝶。它们伴着优美的旋律,沿着宁静、隐秘的轨迹,默默地尾随着他的灵魂飞,飞,飞向遥远的天国,飞向幸福的彼岸。
萧寒深秋,肃穆清风,碣石大地,万物安详。远去的路上,请您揣好心爱的书卷,揣好美丽的家乡画卷,去另一个世界里继续做精神的忠实仆人,做勤奋的码字人,做昌黎的深情歌者吧。
只是,天冷的时候,记得给自己加件衣服;饭时的时候,记得给自己熬碗米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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