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有个朋友出国回来，说美国一些建筑不过百十年历史，却当文物保护起来，甚为感慨。后来和一个懂建筑的聊北京老房保护，他的看法是，砖木结构，不适合保留。当时我很反感，后来才明白他说的有理。三十年前，见一邻居家翻盖房子，那所谓老宅不过五十来年，里面的柱子已经糟朽，地下部分几乎全成了木粉，当然，北京的房子不会全都如此，可真要全面保护，确实要花钱花功夫，在一切围着经济效益转磨的背景下，是不是值得去保护北京成片成片的老房子，根本就不用讨论。
什刹海一带的民居里，除了个别单位的宿舍外，很少有楼房，印象深的，是鸦儿胡同萧军的海北楼和前海南岸张之洞那老式的二层小楼。文革初，一些地方盖了简易楼，比如靠前井胡同北口一气盖了三幢，其原址是清代将军兆惠的老宅。这种房虽号称楼房，但除了层分上下，和现在的公寓式楼房几乎不是同一个概念。虽有自家居室，能关起门来自成一统江山，可大家要共用厨房、上下水和厕所，没有暖气和煤气，家家户户笼炉子，二楼窗户里也要捅出个烟筒，烟袋油子比平房的更有杀伤力。走在一侧有门的半露天楼道里，有点像邮轮或酒店的廊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还基本保持着最初的格局，胡同即使有楼房也属偶然。八十年代初沿前三门大街盖住宅楼，据说是为了改善知识分子居住条件——相当一部分给了机关，当时算高档住宅，一般人不敢想象。我同学的父母都是北京医院有高级职称的大夫，在台基厂大方百货旁边的塔楼上分得一套两居室，和那个趴了架的大官他哥住对门。去过几回，也没觉得怎么样，居室仄逼，厨房狭窄，布局也不很合理。彼时我父母已在团结湖分得两居室单元楼房，使用面积虽然差不多，但因为是板楼，内部空间比台基厂高知楼似乎还宽敞些。
前三门那一串傻乎乎的塔楼，是鼎革以来对北京旧时风貌第一次大规模的破坏。不久，在长安街靠近大北窑的路北边盖了建国饭店，花园式造型和低矮的楼房，使这条代表正统的大街显得一亮。不过，随后出现的京伦饭店“大草帽”，却实实在在地将追求现代化外貌的浮躁心态表现了出来。当时公映了日本电影《人证》（应译为《人性的证明》）。京伦和电影里八衫恭子杀人的酒店外形如出一辙，是为原封不动的翻版。大草帽开辟了北京建筑乱象的新时代，以至于那一带出现了一批在当时属于奇形怪状的建筑，被叫做“四大傻逼建筑”：“大裤衩（国家海关），肚脐眼（全国妇联），阴阳脸（交通部），棺材板（司法部）”，全部加上儿化音，合辙压韵。至于二环三环和其他地方，更是被国外建筑师称为七八十年代的垃圾建筑试验场。当时还有一种风格，就是现代化大楼上架个小亭子，如穿西装戴瓜皮小帽。因系市长提倡，故有“陈希同式”的谑称。转过来想，陈的想法多少还算顾及到了传统，较后来的城市首长多少要好些，这与他长时间在北京城里城外工作和生活不无关系。陈时代制定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回过头来看是一部不错的规划，如果不是被后来掌管这座城市的肉食者们弃之不顾，北京绝不可能变成后来非驴非马的大杂烩。
九十年代，姓资姓社的斗嘴被叫停，经济如点了火的窜天猴，城市建设一下子冲进了疯狂的轨道，加上权力和利益的结合，北京成了特大号的工地，老城急速消失，老百姓眼瞅着一片片老城被挖掘机推平，却不得不听着电视里天天强调要保护传统风貌，梁思成要是活着，得自杀百十回了。到了世纪之交，大水泡大鸟窝等等奇怪的建筑纷纷出笼，其中尤以央视和人民日报的大楼最为奇葩。央视裤衩子刚建成时，网上一片议论，有人拿出证据说大楼造型是个跪着接纳男根的女人，意思不言自明。因为有了裤衩子的先例，大家对人民日报的大楼也就不那么当回事了，调侃两句完事，没人当真：“擎天一柱日人民”，“一根金茎入云端，谎言皆可被戳穿”。
小时候家里有一本五十年代的《北京游览手册》，首页是一张略带变形的半俯视北京全图，一图在手，凸字形的市区、西面和北面的山脉以及东南的平原尽收眼底。可这座深深印在我心中的城，没了。美国建筑师沙里宁说，“建筑像一本打开的书，从中你能看到一座城市的抱负”，“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沙里宁这话有理，可不全适合中国，因为中国的公共建筑盖成什么样，是城市领导层的抱负和追求，与百姓无关。正因此，在北京的新建筑里，我们看不到对传统精神的敬畏和尊重，也看不到对现代化内涵的把握和理解，只有追求标新立异的低俗和庸俗。在失去自我又不能把握他人的迷茫中，北京铺满了奇奇怪怪的建筑。
当年在农村工作时，某村因养鱼养鳖先富起来，于是便流行在新房上贴瓷砖，甚至连院墙猪圈柴禾棚子也不放过。可惜，决定城市规划和建筑审核的人们，仍像有了点钱的土财主。最近，习近平在座谈会上提出“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北京市便赶紧表态说，未来要对类似问题进行管控。从这件似乎的好事中，看出来的却是一种悲哀。我们的城市都被叫做人民的城市，可选择什么样的建筑，城市的主人却没有发言权。上面不说话，那些“奇奇怪怪的建筑”便会继续建下去，这传统，可不是没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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