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社长电话说,见一见吧。
我说,等你。
和社长住在同一个城里,可很久不见了,平时电话也少,而我是一懒散的人,朋友不联系我,我更不会主动去联系对方。
社长不是一个官位。十九年前,我们在煤矿办着一份民间文学刊物,他和另几个朋友负责组稿刻板油印找关系,很辛苦,大家就封了他一个空官。社长信佛,家里供着各种佛像,他本人也是长年吃素早晚奉香,当时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佛争一柱香,人争一口气。我们那些人中做什么工作的都有,矿工,老师,售货员,临时工,无业的社会青年。隔几个星期我们便聚会一次,把自己写的诗歌大声念给大家。
快五点时,电话响起,我告诉社长要坐的车次,并说,我在站牌的对面等他。
远远地看到对面的中年男人,忽然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家,他拿了一些文学社员的稿子,我们边看边评。当晚停了电,我们点着蜡,继续聊,聊关于文学,关于生活,关于生死,关于精神……总之在当时觉得是很深奥的一些东西。他把我写的一个小稿子,评来评去,我则激动地不敢大声喘气。社长是我当时见到的第一个认真对待写作的人。因为那时所有的人都觉得我很无聊,一个朝气蓬勃的年青人,每天趴在一堆书里。后来,文学社散了,我和社长还一直联系着,一半年打个电话,相互问候一下。
社长从路对面走过来,长款大衣的衣摆,被风掀起来,又落下来,像只断了翅的大鸟。社长不办文学社后,一心想在仕途上发展,做梦都想捞个一官半职。只是没钱没人没根基,这官也难当。社长在单位委委屈屈地做着个小干事,活儿做得不少,钱拿得最少。开始我还开玩笑问他升官没?后来见他那么认真,不敢开这样的玩笑。有回他见了我,神秘地对我说,有高人给他看了,年底就有答复。我说,花钱了吧。社长笑笑。听人传,一个科长二万。也不知为什么社长的当官梦还是没圆,一赌气,下矿当窑黑子了。用社长的话说,闹不上官,闹点钱,好活老婆孩子。不过,这都是以前的事了。
天冷,社长的半边脸隐在帽子里。我说,家里坐吧。外面冷。社长随我进了小区,他说,是旧楼呀。我说,是,旧楼。社长问我这两年做啥?我说,考了个大学文凭。社长大叫一声,傻子,这年头还干这个。真是老土,女人要学会花钱,不会花钱的女人迟早都要被自己的男人淘汰。像你,写呀,写的,能写出个啥?还不如跟着我挣钱去。我说,算了,挣不动了,这样也好,吃饱穿暧也是福分。上楼梯时,社长又说了一句,文凭?一个快四十的女人还考文凭,有啥用?我淡淡地说,没用,我知道没用。只是想找点事做。心也是淡淡的,这些年能看清自己是谁也是收获。
家里买了桔子,我拿起抛给他,他准确地捉住,我又快速地抛出第二个,这回他不够灵活没有接到。桔子滚在地上,我拣起来。社长被我逗笑了,小刘,你多大了?两个人都笑了,仿佛又回到了意气风发的十九年前。那时,我们年青,而年青就是一把快刀,最普通的一滴水,也要被我们折射出一道彩虹。我们以为我们可以拯救人类,可以救赎全世界,可以用手下的笔写出流芳千古的好文章。现在把时间折叠起来,回头看一下,才知道自己不是刀,不是诗,不是神,和我们的父辈一样只是一个普通人。
社长这几年经商,跑来跑去卖一种直销保健药品,每次打电话都说挣了多少多少钱,并给我上一堂保健品课。让人高兴的是,社长喜欢这个工作,穿高档西服,背高级的牛皮包,拎着笔记本电脑给客户上课。他特别自信,他说自己终于在四十岁以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说挣了钱做点实业,开个店办个厂什么的。社长的嘴一撇,开店能挣几个钱,我那个直销药品,一盒就挣好几百。现在挣钱是硬指标,男人没钱就没有底气。如今评价一个男人是不是成功,要看他挣了多少钱?用钱给社会做了多少有价值的事。他说,过了年,准备多发展些下线客户。闹他个几百万。我不插一言,坐在社长的对面,听他春风得意地讲挣钱的经历。
天渐渐黑下来,又想起十九年前的那个夜,我坐在社长的对面听他讲关于文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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