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鸿
1.爆米
腊月,是油菜飞长的时节。地里的菜苗虽然还矮得可怜,却绿得可爱,火苗一样灼眼的油菜花正在守候春天的辉煌。冬闲无事,村巷寂静。某个上午,这种寂静会被“嘭嘭”几声打爆米的响声打破。爱凑热闹的大人和孩子,循着声音的方向,穿过一个个门洞,一条条小巷,汇聚到一个外乡人身边。
不知名的外乡人,穿蓝咔叽布裤褂,穿打补丁的解放鞋,挑着打爆米的机器、风箱等物什,不声不响地从马路上拐进村子,满脸的烟火色。人们都叫他师傅。他的生意不需要吆喝,走进村子,第一个遇见的人就是他的广告,架起炉子,第一声爆米声响,就是他的信号。因为他知道,这一带的人家,都作兴过年以冻米糖待客。而制作冻米糖没有爆米不行。晴天,干索的晒谷场就是师傅的加工基地。落雨天,人们会将师傅请到村子中央有天井的老屋里。第一声爆米声响过后,妇女小孩们就会提着大米纷纷到来,继而欢声笑语,人声鼎沸,将寒气隔绝在外。
支起炉子、摆好风箱,师傅从排队的人手中接过大米,灌进“黑葫芦”样的铁罐子里。铁罐子支在钢筋架上,带着可以转动的把手。然后,他悠然地坐上板凳,左手拉动风箱,右手摇动把手,将“黑葫芦”在煤炭炉上烘烤,抽空和人们聊天,有时也抽出香烟,用火钳夹起一个通红的煤渣点燃,吸上几口。
爆米出炉的一刻,师傅霍然起身,匆匆踩灭烟头,将一个长长的布袋套住“黑葫芦”开口一端,然后以酷似骑马的架势,用力一踩,“嘭”的一声,爆米花全部爆进布口袋,随之而起的,是满屋满场的蒸汽和爆米香。那一刻,师傅像腾云驾雾的孙悟空。浓浓的年味,就在这样扑鼻的香味和蒸腾的蒸汽中弥漫开来,弥散到纵横交错的巷子里。刚刚出炉的爆米花,雪白,烫手,抓一把塞到嘴里,清香酥脆。那“嘭”的一声,经过小巷子的扩音,也在村子上空升腾成一种祥和安宁。多年后还回荡在人心里。
打爆米的师傅个子很矮,但很和气,喜欢开玩笑,尤其喜欢和女人、小孩开玩笑。他的头发有些干枯,女人们说他的头像个鸡窝,他说这是因为家里养了一只老鸡婆。然后嘿嘿地笑,露出一口的黄牙。有时,他一边摇着炉子,一边问离他最近的一个孩子,你有几个爸爸啊。孩子一边嚼着爆米,一边含糊地说,我没有爸爸,我只有爹爹。于是,全场一片哄笑。
2.浆洗
年的味道,是随着母亲浆洗床单的米汤浓起来的。
乡村的腊月,雪后的阳光新鲜,明亮而亲切,寂静地照临田野和村子。对于女人们来说,雪后放晴,正是浆洗床单、晾晒衣物的好时候。
刚刚下过的雪,像泡沫一样堆满树梢、瓦楞和墙角,冰棱垂在屋瓦的边沿,雪水滴滴答答。天空碧蓝,田野空旷,雪光地里,偶尔能看见几个移动的黑色人影。世界仿佛都被冻住了,连北风也凝固了,凝固在过年前的时光里。只有阳光是动的,游移在砖缝间。白色的巷子,被人们踩出一条黑线。女人们提着脚盆,抱着衣物床单,沿着黑线,一步三滑摇摇摆摆地来到井边开始浆洗,真正地除旧迎新。井边的积雪已经融化,鹅卵石闪闪发光。
水桶磕碰井沿的声音,水桶落到井底的声音,哗哗倒水的声音,小孩子的叫闹声,响成一片。水里冒出来的热气,人们说笑时口中喷出的热气,还有屋瓦上缭绕起的炊烟,一起飘散,飘散在温馨而古老的阳光里。几个男人从家里提出滚烫的米汤,倒进脚盆。女人趁着热气,脱下鞋袜,赤脚站到脚盆里,呱唧呱唧的踩动被单衣物。不一会,白色的米汤就被床单衣物染成红色、蓝色,黑色,脚也冻得通红。倒掉水,再用水洗清。
井边,是女人们的世界,也是孩子的世界。
女人们一边浆洗衣物,一边谈天论地,嬉笑打骂。东家的小子娶媳妇了,西家的媳妇回娘家了,七姑送的周岁礼太寒酸了,八姨的长寿面油不多了。这个说,你家床单上这么大一个窟窿,是不是晚上太用力了。那个说,去你的,我撕烂你的嘴。孩子们听不懂大人话里的玄机,蹲在井边的水沟里放纸船,或者趴在井沿上,望着井底的天空,看自己的倒影。我也这样放过纸船,看过倒影,只是时光一荡,小小的纸船,驶得不见了踪影,波光一闪,倒影漫漶成无法复原难以追忆的映像。
洗完衣物,女人纷纷从自家的屋里拿出竹叉,架上竹篙,置于阳光耀眼的墙下或者空旷的野外,将床单衣物抖开,平平整整地晒好。隔上一会儿,衣物床单上就有一缕缕蒸汽散出,带着米汤味。等到太阳西斜,女人们又将床单收进屋里。套上热乎乎的被褥,用线细细密密地缝好,铺在床上。
躺在老屋的床上,我无数次被床单被褥间那种阳光的味道,米汤的味道熏进梦乡。梦里,过年了。
3.春联
大约是从三年级起,我就承担了家里写春联的责任,由此也就省去了父亲请隔壁赤脚老师代写春联的麻烦,同时,也为家里节约了一碗面、三个鸡蛋的酬劳。
爷爷奶奶去世得早,父亲没有读过几天书,仅仅能写的几个字,在用圆珠笔记工日的时候,也都是歪歪扭扭的,而且有很多别字,韭菜的“韭”用“九”替代,建设的“建”被“见”冒充。也许正是因为如此,父亲特别希望我成为一个读书人,经常和母亲说,生子生女不读书,只当得养一头猪,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让孩子读书。我记着父亲的话,懵懵懂懂诞生了一个梦想,那就是,千万不要让自己成为一头猪。
每年腊月,父亲都会早早从集市买回几张鲜红得刺眼的红纸,平平摊开,压在床铺底下。我记得,那时难得一见的几张百元钞票,也是在床铺底下发现的。春节的前几天,父亲从床垫下抽出红纸,细细地裁开、折好,再清理出小方桌,用小嫩碗倒出半碗墨汁。这些准备工作,父亲都是为我做的。
我提着毛笔,书写春联,也为父亲书写希望。
站在一旁的父亲,看起来总有些激动,一声不吭,生怕惊扰了我的笔锋。每写好一个字。父亲便小心翼翼地牵动红纸,动作轻微到了让人窒息的地步。我从来没有看过父亲这样认真对待一件事情。据父亲说,他才读过一年的书,而且是跳过了一年级,直接读二年级,因为老师看他没有父母,个子又比同龄人高,怕他鹤立鸡群不好受。没有读过几天书的父亲,对文墨有着某种说不出的尊重。在十岁的我面前,也表现出异常的谦卑。
每副春联写完,父亲总像捧着墨宝,小心端起,慢慢放在地上晾干,还不时地仔细端详,说这个字写得好,有味道,那个字差了点,没露出“刀锋”。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能看到父亲现出孩子似的兴奋,看到他眼眸中的光芒。除夕那天,父亲也总是比别人家更早地熬好浆糊,将我所书写的春联庄重地贴到门楣上,在父亲眼里,那是生活的红,是希望的红。
很多年了,我生活在城市里,每逢春节前夕,父亲总在电话里说,留了两张红纸,等你写春联,我总说很忙,估计没时间。但我却不知道自己忙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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