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为了增强故事的吸引力，故意夸大其词，我们都能判断他的做法不对。可是，生活中另外有一些人，他们总是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或者每天都唠唠叨叨“从来没有这么热的夏天”，“从来没有这么冷的冬天”，他们的话又有多少可信的成分呢？抛开一切人为编造的痕迹，说话完全依据于事实，这样的作风在哪里都会受人们的欢迎。它所展示的那种个性和意志力量，是人们最愿信赖的东西。 缺乏精确性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为了不得罪人，就只管说好话；明明知道真相却故意保持沉默，故意避重就轻，回避事实；夸大其词，骑墙观望，人云亦云，不懂装懂，这些空洞虚假的态度，都是与不精确有关的恶劣行为。 我们在自然界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而不做作，认真而不敷衍的。今天我们看到的玫瑰或水晶，和创世之初伊甸园里的玫瑰水晶，仍然是同一种形状，同一种色彩。一朵玫瑰，无论长在女王的花园里受着众人的瞩目，还是长在不为人注意的路边，甚至是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它的美丽、它的芳香，都不会有丝毫变化。水晶无论是形成在地底下，还是在地面上，都不会有什么结构的差别。行星周而复始地运转，但每次都在同样的时间回到原来的地方，这种运动可以说正是上帝意志力存在的证明。 美国的迅速崛起和它丰富的资源，使这个国家滋生了一种不良的倾向，凡事喜欢夸大、喜欢渲染。其实，这个国家真实发生的一切，远比小说中虚构的故事更加精彩。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更不理解：为什么人们那么偏爱夸张的叙述？实事求是远比泛泛的溢美之词更为有力，这道理我们都知道，然而一开口就又把它抛到了脑后。事实上，今天我们要来辨明美国实际上发生的一切，已经非常困难了，因为不知道其中有多少财富是出自误传。而事实上，这样的误传其实毫无必要，有什么东西能比真相本身更有说服力呢？ 一位旅行家在西伯利亚发现，当地一些居民尽管文明程度不高，但他们的视力却远远超过我们，他们用肉眼就可以看到木星。反过来想一想，我们也没有一项重大的天文学发现是借助巨型望远镜获得的，乍一看也许会让人奇怪。还有，我们再看看，那些在这一科学领域对知识进步作出最大贡献的人，他们多数使用的都是最普通的仪器，但他们的思想和眼睛却受过非常严格的训练。 埃尔文·克拉克曾经制造过一架直径达三英尺的双面凸透镜，价格高达六万美元。整个仪器非常精密，最后只有靠手工把它抛光，动作稍大就会破坏测量的精度。这台仪器是俄罗斯定制的。测试的时候，工作人员用手把它移了一下，克拉克马上让他们停住：“等等，先等它冷却再移。”原来，克拉克解释说，人手上的热量可能也会影响它的精确度。克拉克先生对精确的追求是非常出名的，几乎在全世界，他的名字都是精确的代名词。 一次，美国国会即将闭会时，有人请韦伯斯特对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发表看法，他断然拒绝：“不行。我有很多事情，没有时间谈论这个问题。”“啊，不要紧的，韦伯斯特先生。不管谈论什么，每次你发言总是很精彩，从来没有失手过。”韦伯斯特回答说：“那恰恰是因为，每次无论要讨论什么问题，如果不先在自己心里把这个问题过一遍，我是绝对不会发言的。这次我确实没有时间，很抱歉。” 美国著名法官鲁弗斯·乔特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有时候，他会和小商贩为了一些小事情进行辩论，其认真的劲头，丝毫不亚于他在联邦最高法院的演说。 “无论做什么事情，”一位著名作家写道，“都应该尽心尽力，一丝不苟。这是因为，究竟什么才事关真正的大局，究竟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也许在我们眼里微不足道的小事，实际上却可能生死攸关。” “这个人一定去过地狱。”每次见到但丁走过，佛罗伦萨人都这么说。实在是因为但丁对地狱的描写太生动逼真了，让人不能不产生这样的想法。 达·芬奇在创作他的名画《最后的晚餐》时，常常会为了一个细节、一种色彩而跑遍整个米兰城。历史学家吉本九次改写他的回忆录，《罗马帝国盛衰史》的开头几章更是修改了十八次才定稿的。孟德斯鸠也曾因为自己的一部著作对一个朋友说：“你几个小时就可以把它看完，可我却辛辛苦苦，几乎为它写白了头。”在写作过程中，无论是在清醒读书时，还是夜里做梦，孟德斯鸠想到的就只有这本书，这简直成了他全部日程的焦点。“如果一个人不能在每一种情形下都尽可能写得最好，”乔治·利普雷说，“那么，他很快就会养成一种坏习惯，就是无论什么情形都无法好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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