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菲比姐姐坐在小咖啡馆蜜糖色的灯光下谈论起葛优——她的梦中情人。解释起为何用这4个字,我记得她突然豪放转含情,甚至有点羞涩地朝我眨了几下眼睛,说:“因为我确实梦到过葛优很多次。”
2008年年初,菲比还在上大学时遇上了些挫折,一狠心用打工存的钱买了机票,飞到成都散心去了。几天后要回北京,荷包奄奄一息,又碰上挤破头的春运初潮,硬座硬卧早已售空,无奈,她只有用全副身家买了软卧车票。
那天的软卧车厢出奇地安静,每格包厢都房门紧闭。这恰好遂了菲比的愿。她有写日记的习惯,在成都吃喝玩耍落下了好几篇,所以一上车,她就坐在过道上的小桌板前奋笔疾书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菲比才注意到有个人影晃来晃去,绕到她身后时还伸过头来瞄一眼。她觉得眼熟,又因近视看不清。那人影不急不缓地打了几个趟,停在了菲比身后,俯下身来慢悠悠开了腔:“姑娘,我看你写了好几个小时了,是作家吗?”
菲比猛地一扭头,看着30厘米外那颗突然拉近的、亮晶晶的光头,瞬间石化。这是菲比最爱的男演员,她郑重地对我说 :“没有之一。”那几秒,菲比仰头看着这张刚步入天命之年的脸。半晌,才唇齿不清、吞吞吐吐地说:“我……我写日记。”拙口笨舌到一个多余的字也吐不出来。
这时有工作人员过来叫他,他应了几句,随即再次弯下腰,以同一水平线的视角对菲比说:“你先写,等会儿吃饭时我们再聊。”菲比愣了:“还有‘等会儿’?”
后来她才知道,除非逼不得已,葛优从不坐飞机。2008年 1月,他刚在成都演完话剧《西望长安》,剧团包了软卧车厢回京,剩下唯一的散客位,竟被自己给捡着了。
到了饭点,餐车似乎被搬到了葛优那一小格门前,菲比看着那些端着小碟鱼贯而入的厨子和列车员,竟产生了身处御膳房的错觉。她听见葛优前后跟谁说了好几次菜够了,“流水上菜线”才终于停止。随后葛优的助理走过来,并将她带进了葛优的私人包厢。
那两个多小时,从头到尾都是葛优在发问,他撑着下巴、露出两颗门牙,稍咧着嘴并微微点头,对菲比所讲的一切,她的大学生活、她所学的专业、她如何热爱背包旅行等,都表现出强烈的兴致。她暗自琢磨,这是“大腕”该有的架子与距离感吗?如此看来,葛优就是一个普通而平凡的男人呀,并不像大银幕上那般口吐莲花、贫个没完。但他又这么不落俗套,慢条斯理,裹着与生俱来的幽默。但有一点,葛优和他所塑造的人物是统一的:让人心里有谱。
葛优鼓励她去当记者,他觉得菲比能让人产生“信任感”,甚至说,如果需要,自己可以提供帮助。最后他拿出手机, 笑眯眯道:“如果你不介意,我们交换一下电话号码吧,以后可以常联系。”
一个月后春节到了,出于礼貌,菲比尝试着编了条短信,琢磨着不过问候一下,他竟回复了。2008年3月,《西望长安》在北京开演,菲比第一时间上网查票,却连头等票都在半个月前售罄。她只能满心遗憾地发信息预祝葛优演出成功。过不多会儿,葛优的电话打过来,他说:“演出那天你到剧院,我给你留票。”当晚,菲比近距离看葛优演完整出话剧,他脸上的神情,无论喜怒,历历在目,她甚至能嗅得到他身上暖洋洋的味道。
我追问她之后故事的走向,她却捶胸顿足地告诉我:“手机不久后就遭了小偷。”在还不流行补办SIM卡的年代,葛优的号码就同那台老式索尼爱立信一块儿随风而逝了。
但她说:“没关系啊,他那些不经意流露的东西,让我明白,无论你飞得多高、去到哪里,都要沉下心来、脚踏实地。”
菲比真的成了一名外媒从业者,每天跟着各国高大强悍的记者上山下海、深入虎穴。照她的话,这一定是“托了他老人家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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