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岛炎热多雨，北方人多不习惯。但东坡经过观察和分析，终于领悟到，这只是一个适应的问题。他尽量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习惯以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终于他觉得海南的气候是十分宜人的。“海南无夏”，“四时皆似夏，一雨即成秋”等是他的评价。对气候是如此，对饮食，东坡也努力适应，过去一听说就要呕吐的东西也吃起来了，还称赞“色味香皆奇绝”。在残酷的迫害面前，他信奉佛道“齐生死，等荣辱”的观念，在旁人看来无法忍受的“炎荒”生活中闯出了自己安然闲适的新境界。他依旧像在别处一样，更加深入到生活的底层，与普通老百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融入到普通群众之中，因而感到了生活中各种质朴纯真的乐趣。他宣言“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所以不仅环境相宜，人情更是珍贵。人们帮他盖房子，分给他猪肉，送给他蔬果……这种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和谐统一，使逆境中的东坡终于安然无恙，熬过了三年的谪居生活。没有这种乐观心态，在那个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孤独小岛上，苏东坡可能早就回天上消假了。 当然苏东坡最快乐就是写作之时。苏东坡觉得他劳而有获，心中欢喜，他写出：“某现在东坡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其乐。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的诗句。不管怎么说，能使读者快乐，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个特点。一天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论：“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苏东坡的文字使读者的感受亦畅快如此。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欢乐终日。虽然贬谪在外，但是苏东坡的诗词仍然流传很广，似乎没有受到地域的阻隔。就连远在京城的宋神宗仍然能够经常看到苏东坡的诗词，宋神宗身边的一位侍臣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箸不食时，必然是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使在苏东坡贬谪在外的时候，只要有他这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但是皇上对苏东坡的感叹赞美就正使某些大臣害怕，必使神宗在世一日，使苏东坡一直流放在外，不能回朝。 有一次苏东坡写文章力辩文章本身使人感到快乐的力量就是文学本身的报酬。他在世的最后一年，有时他曾想抛弃笔墨根本不再写作，因为他一辈子都是以笔惹祸。他在给朋友的回信中说：在远方孤寂无聊之后，写出一篇文章数日都很高兴，寝食有味。如此知文章如金玉珠月，实在是很难抛弃。作者自由创作时，能自得其乐，读者阅读时，也觉得愉悦欢喜，文学存在于人间，也就大有道理了。 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是出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他的人品道德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他的风格文章之美则构成了他精神之美的骨肉。 苏东坡一生的浩然之气不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的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人品，与生而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苏东坡曾对弟弟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田院乞儿，在吾眼中天下没一个不是好人。”他的随和、大度，使所有人都能和他亲密相处。他可以一边形容着海棠花的秀丽是“翠袖卷纱红映肉”，一如一位粉红着脸的少女，一边却摸着自己的肚子说“散步逍遥自扪腹”。有一次他独自骑着马告别前来送行的父亲和弟弟，要到凤翔做官。行路高高低低，他频频回头看着弟弟的乌纱帽出出没没，尽管心中不舍，却依然下笔幽默地写道：“登高回首坡垄隔，但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这似乎也说着仕途的起落无常。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境遇变迁中，苏东坡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苏东坡豪气地唱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尽管时代变换，人事灰飞烟灭，那又如何，不如还是“一樽还酹江月”，独享其乐吧。或许在我们看来，苏东坡的乐观是无奈的乐观，可是如果没有这份灾难过后的心态调适。失落后的心理转移，落寞之中的自省，或许就没有那些对凄苦的挣扎和超越的优美诗文，也就不会有一个可爱乐观的苏东坡了。
公众号：pcren_cn（长按复制）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