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不由自主地向后躲闪了半步。东西太杂乱，要是碰掉一星半点，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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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办公室的桌子很破旧，侧面都喷着税务局的字样。税务局如今都是鸟枪换炮的机构，淘汰下的桌椅就以很便宜的价钱卖给了临终关怀医院。一张三条腿的桌子只要了十元钱，哪里找！
当时，院长买下桌子以后，悠闲地在古老的桥墩底下和菜农讨价还价。在买了一把新鲜的小白菜之后，她走上桥头。
大妈！封凉台不？贴壁纸不？打家具不？
桥畔的小工麋集过来，手里扬着光洁的木板。
不打家具。光修。还油。干不？院长说。
这是个苦活。看这半老太太的模样，家里一定不宽裕，手头不会太大方。
小工们想着，渐渐散去。只剩下一个小木匠，刚刚进城，没人雇他就得干掏饭钱。他说，我油，我也能修。
小木匠油得桌面浓淡不匀，象村姑搽的胭脂。在一块浓郁的褐黄处。躺着即将成为法兰克福人的小伙子的钥匙链，上面只有一把钥匙了。
“快收起来。我相信你的飞机票是真的。别丢了。”院长说。
“可是因为我的母亲，我迟迟不能动身。从秋天到冬天，我一次一次推迟了行期。再推下去，法兰克福就要取消我的资格。”小伙子忧愁地说。
院长频频地点着头。这并不说明她赞成你，只是证明她很注意地听。
“你们能否帮助我？”小伙子恳切地说。
“我们当然很愿意帮助你。关于你母亲的后事……你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没有。我是独子，父亲很早就去世了。”
“那么单位也行。”
“没有单位，我母亲是家庭妇女。”
“我是说你的单位。”
“我的单位？因为出国的事，我已经同我的单位闹翻了。我是不打算回来了。”
“那么就朋友吧。虽说这种事不太好办，但我们一定大力协助你。你请你要好的朋友来一下，同我们取得联系。这样你就可以放心地飞走了。你母亲的后事，我们和你的朋友一起操办。我们会尽心尽意地去做。你要是不放心，我们可以把整个过程拍成录像，给你捎去。一定象你在场一样肃穆隆重。”院长设身处地地说。
即将成为法兰克福人的小伙子依旧眉头紧锁：“我相信你们，但这件事不能这样办。我是独子，母亲含辛茹苦将我拉扯大，假如我不能亲自给她老人家送终，我的心灵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悔恨无穷。这一辈子。坎我拿哪一国的绿卡，成了哪一国的华裔，我的灵魂都会不安。骨子里我永远是一个中国人，有一套中国人的神经系统。我辛劳一生的母亲应该有一个善终，她只能在我的怀里死去。其它任何一种死法我都不能接受。”
见多识广的院长糊涂了：“可是那该怎么办？你是知道的，我们这里是不做安乐死的。”
曾经有一家子女把患皮肤癌的老父亲送到医院后，对院长说：“人就交给你们了。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医护人员顾不得说别的，先把人搀到床上去。一走动，癌被触醒了？鲜血顺着老人的裤腿灌满了两只鞋。他的肢体象蜂窝一般烂着，腐败的气息把他周围几十平方米的地域熏得象停尸房。
“大夫，让他早点去了得了。他也省得受罪了。为他好，也为大伙好。大热的天，您看苍蝇可劲地往这院里飞，红头绿头的直打架。跟您商量商量，让他安乐了得了。”儿子边给院长递冰激凌边说。
院长说：“你们的意见我可以理解。我的这所医院是唯一不以延长病人生命为宗旨的医疗机构。但是我没法满足你们的要求，因为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法律。假如实行了安乐死我们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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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外国同行的故事让院长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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