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铭
早上去北市场购物，市场楼梯边有个水果摊，说是摊，不够准确，盛放水果的竹筐直接摆放在地上。摊主是一位五六十岁的乡下女人，这从她朴素的服饰和还没有褪尽黧黑的脸色可以看出。这个摊大概存在一两个月了，我偶尔路过，会买点水果。她用的秤是老式的，有秤砣和秤杆的那种，不是市场里的电子秤，我以前在农村用的都是这种秤，没有什么违和感。
今天我买桃子。我捡了四个，放进塑料袋，拿给她称。她说，凑足两斤吧。我点头。她往袋子里放了一个桃子，然后说，两斤。我不精于算计，但凭感觉就大约断定五个桃子不够两斤。我歪着头，要往她小秤杆的秤星上看，她又往袋里添了一个桃子。走出市场时，我突然想起上次在她那里买了两个火龙果，她先说是两斤七，我说哪有那么重，她又看秤星上看了一下，说，我看错了，是一斤七。我当时以为她真的看错了秤，不以为意。再经过这次，我修改了看法，这位外表纯朴的乡下女人耍的是短斤缺两的把戏，一种小农式的狡黠伎俩。
在她不远处就有一个市场管理人员放置的公平秤，大概她还是是有所忌惮，还能“知错就改”。我还碰见“将错就错”的事。两三年前夏天的一个晚上，暴雨倾盆而下，我在街边避雨，街角阴暗处蹲着一位乡下老人，六七十岁，穿粗布衣服，解放鞋，身材有些佝偻。他的面前摆两个乡下直筒的竹篓，篓里是一些没有卖完的荔枝。他看见我，就喊：阿弟，自家树上的荔枝只剩下这些，折价卖给你。我听着暴雨敲打广告牌、屋檐铝合金屋顶和玻璃窗等的声音，看着这位老人的身影，想起我在乡下的父亲。他又说，我折价卖你，要早点回家。
他最后一句话打动了我。一斤五块，不贵；总共四斤，我不需要这么多，同情心爆棚的我为了让老人早点回家，就掏出二十元全部买下。他用的也是乡下那种老式的秤，我没有去看秤星。雨停了，我回家打开塑料袋，惊讶地发现袋里的荔枝有一半以上已经烂掉了，无法食用。我找出多年前用过的一把弹簧秤，一称，更无语了，只有两斤半。
走在路上我思绪联翩。这荔枝老人运用一种农民式的小聪明，懂得利用别人的同情心，以作假的手法卖出商品，也零零碎碎地把诚信也卖了。桃子妇女巧妙地利用顾客的粗心，获取多余的微利，也一点一点地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出卖了。对商贩，多数人对他们渔利的手段会有所防范，但对这些外表憨厚的农人，我在文章中歌颂过的父老乡亲，我躺着中枪的感受更为难受。
七年前，游览沈从文笔下如诗似画的凤凰古城，也是在街边买水果，一把老式木秤翻身一变，成为宰游客的利刃，在《边城》主人公翠翠华丽转身为翠翠酒吧的旅游区，我也能见怪不惊，挨宰后顶多诅咒几句“商品社会，道德沦丧”，再就是文绉绉地说几句沈从文的话：“我要建一座希腊的小庙，里面供奉的是人性。”而后不了了之。书生清谈无用，于此也可见一斑。
写这篇文章时，我想起一件小时候经历的有关秤的事。那时我不到十岁吧，母亲拿给我两毛钱，到盖尾买蛏。三角街是镇上的一条小街，街道很窄，两边的店铺就常罩在阴影里。卖蛏的小贩就在这阴影中用那种老式秤称好了蛏，拿走我手中的钱。回家后，母亲拿自家的秤一称，只有五小两多，当时两毛钱可以买半斤（即八小两）的蛏。母亲怒气冲冲地拉着我找店主“算账”，小贩是地头蛇，不承认买卖欺诈儿童的事实，反而破口大骂母亲撒泼耍赖，什么粗言野语都从他那张丑陋的脸庞迸射出来。四周围着很多看热闹的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句话。母亲本想来讨个说法的，却反受了耻辱，怒气无处发泄，就狠狠地打了当时吓傻了的我一巴掌。我很委屈地一路大哭着回家。这件事也给我的童年留下一道难以抹去的阴影。
人们谈“重建道德”，动辄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商品”，商品只是一种工具，要归咎的应是背后的人和人性。我想起小时候在乡下听过有关在秤上做手脚的故事。邻里有位青年，农余当货郎，也就是卖点小虾米等。他曾得意洋洋地向邻居吹嘘用秤的“技巧”，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一种是提起秤时，悄悄地用中指摁在前面的秤杆上，这样称出的东西一斤会重好几两。邻居们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演示这个动作，有人也去尝试，但都没他做得隐秘。再就是把秤尾包的铜去掉，他没念过多少书，却能狡黠地活用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让货物的那头变重，让秤尾这头翘起的良心变轻。更滑头的方法就是在铁秤锤下加一点铅。他先把铅放进小陶盅，搁火里融化后，倒一点在秤砣下的凹处，冷却后他的秤就成了特制的，一斤的东西能称出十七八两的分量（旧制：一斤16两）。他得意地演示给我们看，翘起的秤杆撬动了大家的惊讶声和欢呼声。
邻居没有对这些提出异议，大家反而把他当作能人，恨不得也有机会露上一手，大赚一把。我也是到现在回忆后才想到，不诚信、欺诈等在现实中有广泛的土壤，与城乡的分野无关，与人性有关，值得我们反思和深挖。孔子曾说“礼失而求诸野”，但我们的乡野并不完全像我们所期望的美好、百毒不侵。现在，我的那些乡邻，很多人都进入城市，做大生意的，开办加油站；做小生意的，做包子、煮扁食等。顺便说一事，乡邻在办加油站的草创阶段，一些人用欺诈的手段牟取暴利，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最常用的伎俩就是在油枪上偷偷按一条“回流管”，这样加十升的汽油，有一两升“回流”了。当然，这只是早期的情形，这装“回流管”的加油枪总让我想到小时候那种特制的秤。
在乡下，每家必备一把秤。从走村的商贩那里买回的东西，都要用自己的秤在称一称，以防缺斤短两。自己防范着被欺诈，自己又想方设法去欺诈别人，这种道德怪圈、互害模式，乡下也有，一把分量很轻的秤就是一种象征。
秤在中国已经用了数千年，一斤十六两，有十六个刻度，也就是十六个秤星。前六颗秤星代表南斗六星，象征四方和上下；后七颗则代表北斗七星，象征用秤者要像北斗七星指示方向一样公正不偏颇。尾端是福、禄、寿三星，用来告诫生意人要诚实、讲信用、不欺骗。古人谆谆告诫用秤者不要短斤缺两：少一两无福，短二两少禄，缺三两折寿。这样的告诫，现在还有几人记得？还有多少人对秤星有敬畏之心呢？
光是道德说教，这远远不够，必须与规则相结合。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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