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禾，鲁迅文学院第十七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供职于高校、政府机关，现为郑州市文联副主席。2008年开始写作。有长散文《父老》《驾驶的隐喻》《乡愁，或另一种乌托邦》《失踪谱》《地图》《高原反应》等，刊发或转载于《人民文学》《十月》《北京文学》《莽原》《中华文学选刊》《散文选刊》等。有散文集《摧眉》《相对》，长篇小说《中度悲观》，读书随笔《非常在》等先后出版。散文《驾驶的隐喻》获第11届十月文学奖。
对于种种关于散文的判断，我虽然常常心怀抵触，却也不轻易辩驳，做个不知死活的反方。并不是由于正方辩手太多太强大，而是由于，这一类辩题本身往往存在概念式陷阱。一个显而易见的循环逻辑是，散文应当是平常的——因而散文是非专业的，至多是专业写作之外的“溢出”——因而散文是拒绝匠心也拒绝表达野心的。以如此这般的伪公理为论题，作为反方，无论从何处置喙，都是自投罗网。
只不过，执意要走在这条布满概念式陷阱的路上，难道不也等于自投罗网？也因此，申辩便成为行进中的探路，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此前，震动一时的复旦学子投毒案判决。这件事给我的震动是双重的，首先是由于这桩谋杀案发生在母校的硕士研究生宿舍里；再是，谋杀者到死都认为自己只是在“开玩笑”，杀人意图似乎并不清晰。诸如此类的事让我感到害怕。我们的来路上都有过些什么？有过怎样或明或暗的雕刻，把人弄成了这个样子？又或者简直没有什么可“发生”，而只是空气般的时间慢慢氧化着人性，在人的灵魂之内布下了细细碎碎的坑洞，以至于极恶之事对人而言，也只不过是个“玩笑”？企图澄清人格来历的过程含有危险的悖论。我以为无从澄清的一切借助了角色转换是可以澄清的。事情在虚构中无数次顺流而下。其中的虚饰在哪里，按照逻辑，故事中的他们看不见。那么我该不该看见？怀疑太强烈了，我总要忍不住现身，一再刨根问底。这么一种孜孜求解的过程大约很难构成好看的故事，但我关心的，只是求解的逻辑是不是成立。用力虚构的结果，往往是一团混沌。我不能从中获得表达的满意，并且对故事深感怀疑。
终究意难平。
在表达的意义上，散文与小说、诗歌的区别，仅仅在于凭借不同罢了。小说凭借虚构的故事，诗歌凭借思绪与意象，散文呢，按照传统的写法，它凭借实在的事物，但其实，散文的自由，在于突破这种具象和实在——散文可以凭借任何东西。如果我们承认写作意味着对人性的穷形尽相，意味着人对自身的种种晦暗性的警觉与理解，那么，无论这种追究凭借的是什么，都是成立的。如果小说更像一场充满悬念的战争剧，那么散文就是一场正在发生的战争——不是布置、假设与推导，而是不折不扣的真相，充满了危险和未知。这种惊心动魄、生死未卜的现场感，正是我迷恋的。
在以表达客体为基准衡量作品共鸣度的逻辑视野中，散文的写实传统和永远的“我”视角，对作者而言意味着必然出现“力竭”；对作品而言，“我”表达的价值也时刻经受着怀疑，“私人性”几乎成了散文的先天缺陷；进而，可以成立的表达理想似乎不可能通过“以散文为业”来实现。
对于自我能量与对于散文可能性的双重怀疑，其实也一直侵蚀着我的决意。但在这种迟疑之中，我又十分确定：
形式上似为“私人传说”的散文，涉及的并不必然是“一己之私”。“我”并不在“众人”之外。我深信写作者的个人经验与他人经验的贯通，是在深度而不是广度上发生的。丹纳曾论及地理环境对人文风俗乃至对文艺作品的影响，他认为，文艺作品的价值等级，决定于它所触及的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度。我们各自站在自己的地面上，但我们却有共同的“深处”——地心。沿着纵深线向地心掘进，我们必会在某个点相遇。在这个意义上，写“我”还是写“翠花”，写一个还是写一群，并无大小公私之分。
写作者的储备是活水而非死矿。尽管散文写作的能耗巨大，但是可汲取的营养无处不在。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因始自先秦不断发生的文体分化而失去理论支撑的文体犹如残障儿。自理系统不整全的孩子要求你给予更多，要求你以生命化入他的成长。但也恰恰因此，这孩子可能天赋异禀；而你，所领受的也不仅仅是消耗与负担——犹如磕长头的信徒在长路上耗去精力与年岁，在这个以我为薪的过程中，你对生命与世相的觉悟，必然也会更澄明、更彻底。
主体在场的题中之义，意味着作为散文作者，怎么活和怎么写，往往是二而一的事。因而，有人说散文不是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换句话说，散文不是反营造，而是散文作者的活本身，就是大营造。这种丝毫也做不得假的现场提问，与其说是考验，不如说是激发。我不视之为局限，而视之为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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