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号早上六点二十分出发，四个半小时车程，才到达安吉长墅董岭村。海拔八百米的村庄，大巴上不去。换十七座小巴士，开了近四十分钟，摇摇晃晃，上窜下滑，七曲八绕，颠簸不堪。一位七十六岁的老人快吐了，她说肚肠翻身。坐前排的大姐大哥照应着车厢里的几只拉杆箱。拉杆箱在驾驶座边上的空处前后左右地自由滑动，差点倒伏。驾驶员不停地摁着喇叭，车里的人在某个急转弯的同时发出“哦哦”的尖叫，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村委会是一排两层楼房，跟边上动不动就三层四层的民房比起来显得逼仄也没有气派。要不是挂着党建服务中心及村委会的四五条木牌子，谁也不会在意这几间再普通不过的房。楼下的杂货店开着门，专卖油盐酱醋之类的。
董岭村有三个村民小组，一百二十二户人家，人口不到五百，耕地面积仅两百多亩。但拥有很大的竹林和山核桃林。是竹笋、山核桃和云雾茶的生产基地。
我们住宿的是一家叫自成农家的民宿，三层楼。有棋牌跟KTV。这是农家乐的主要特色。很多嗜赌的男女就是看中了这一点，准备大赌三天两夜。看多了风景，什么都不入他们的眼，唯有一百四十四号文件，让他们的大脑瞬间充血。我不会，也不感兴趣，只有躲宿舍里看手机。
老板娘热情地给我们指路，说是可以去最近的景点——浙北大峡谷。太阳很好，晒在后背上暖洋洋的。我们三人一组五人一堆地慢悠悠地下山。不时有留居民宿的人打来电话，三缺一呢，快来快来。回复者扭扭捏捏，都走了两三里地了。出来旅游不看风景打麻将？挂了电话，铃声固执地响起，最后还是走了回头路。
沿着公路一直向前走，难得有一辆车经过。焦黄或深绿的树叶，随风舞蹈的白色蒲苇，水库底部裸露的形状各异大小不同的石块，远处村庄高高低低的民居，色彩斑斓的山峰都进入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造访者的镜头。入口到了，要买门票，每人四十块。看了看挂在门口的路线图，都打起退堂鼓来。不是心疼钱，而是路途遥远，成员年龄都偏大，精力有限。我很想去，却没人陪伴，只能放弃。
中午饭时间到了，同桌中有一对老夫妻都八十八了。老太太是退休接生医生，慈祥和蔼。老先生是画家，三个月前刚做了肾脏切除手术。老板娘对我说，饭厅里的那幅《深秋》就是他的杰作。他们每年都来这里，住一段时间再回去。这次已经住了一个多月。老先生的笑声不时从饭桌边飞出，一点也看不出大病初愈的模样。这饭瓜好吃，糯。他们把南瓜叫作饭瓜。或许在困难时期，那瓜曾代替了米饭的位置。后来，有人私下告诉我，老先生文革时不知为何被打倒，下放到这里。老先生告诉我，十二月份准备去海南，他们在那置了产业，准备住到过年前再回上海。
跟老先生夫妇同来的还有他们的两位女儿。晚饭的时候，那位小女儿目不转晴地看着我。她说特别感觉脸熟。仔细询问家庭地址跟就读学校，原来是我启蒙时期的同学。记忆的闸门被打开，她的名字就从我的唇边吐出。这位同学还是我那四十八岁就过世了的祖母娘家的邻居。我幼时跟着祖父或者父亲走亲戚，常常去隔壁找她们两姐妹玩。我们迫不及待地询问彼此的近况，加微信，合影。
沿着村路，我们一路向上。有户人家置了个小花园，内有一座“爱晚亭”。我们欢叫着，像一群寻到食物的雀儿，坐进亭子。赏开得正盛的大丽花、欲谢未谢的金菊，绿得晃眼的天菘，还有团团簇簇的千日红。她们牵着花儿摆拍，丝巾是必然的道具，我的那根素蓝色的丝巾也被借用。爬上高台，居高临下地偷拍她们各种摆拍的姿势。我发现，偷拍的比摆拍的好看，虽然距离远了一点，但自然。
最后一天，我们逛了董岭旅游集散中心。爬上高高的屋顶栈道，远眺群山，极目四周，心胸一下子宽广起来。山还是那座山，村庄还是那个村庄。角度不同，高度不同，景色就不一样。他们都还在屋顶拍照的时候，我偷偷地一个人遛了下来，去了集贸市场。猪肉特肥，三十块一斤。屠夫说猪已经养了一年半了，有三百斤。
我听从了老先生的劝，肥肉可以熬油，吃了对身体好。又买了两斤笋干。那么肥的肉，没有笋干怎么行？
一位大姐说去了后山，那里有很多核桃树。我心里记挂着从来没见过核桃树，也想去开开眼界，可惜她们都说很累了，不想走了。我又不能一个人去，万一手机被抢，人被抛尸荒野怎么办？那就得不偿失，只得罢了。上午十点半吃饭，饭后整理东西就返程。小巴士送到山下，然后坐大巴回家。中途经过乌镇酱鸭博物馆，下车稍作休整，回家。
想起自成农家老板跟老板娘挥舞着的手，喊着明年再见，他们大门口的那句“心安之处便是家”从脑中跳跃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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