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阴沉，挤着雨点，雨刷笨拙地扭动，好像提醒我们，别慌。导航不停地说，时速八十，您当前车速一百，前方有拍照。老铁拍了下方向盘说，坏了，今天单号车限行。
雨下的细密，我们穿过雨丝，直奔急诊室。
军子躺在病床上，鼻孔和臂弯插着两条输氧和输液的管子，脸色蜡黄，嘴唇干成皱巴巴的皮。我喊，军子，军子。他挑下眼皮，又无力地合上。我按着他的胳膊，用湿巾擦拭嘴角的污垢。大夫做核酸，把棉签插进鼻孔时，他挤出几滴眼泪。身子开始不停地扭，我说别动，抽血呢。他听懂了，安静下来。
军子是我妹夫。做CT时，他父亲焦急地说，早上五点多，手机响了，军子媳妇问，那爷俩在家吗？咋都不接电话呢。我推门进去，灯亮着，军子胳膊、腿已发硬。等了很久，救护车才到。又说，这电话救命啊，临睡前，我多添几块煤球干啥。
我们推着军子走进高压氧舱。长条椅上，十几人的“呼哧”声充满房间。那些人的目光扫过来，落在我们身上。有人说，煤球熏的吧，吸氧的都是。我说是啊，他是幸运的，保住命了。那人又说，我们村，大队发的煤球；我妹她们村，规定必须买煤球；听说别的省禁烧。大家都不作声。
舱门关上了，需两个小时。每个人都恢复了原样，他们斜靠着椅背，咳嗽的，发困的，憋的难受大口吸氧的。
我走出氧舱，躲进车内，玻璃已被雨水洗净，我望着窗外，雨越下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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