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只是在讲音乐。其实，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如此。由此可知，大唐，远不是仅仅中原所能造就。
更重要的，还是输入中华文化的那股豪气，有点剽悍，有点清冷，有点粗粝，有点混沌，却是那么开阔、那么自由、那么放松。诸子百家在河边牛车上未曾领略过的“天苍苍，野茫茫”，变成了新的文化背景。中华文化也就像骑上了草原骏马，鞭鸣蹄飞，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
鲁迅说“唐人大有胡气”，即是指此。
事情还不仅仅是这样。
自从孝文帝拓跋宏竭力推动鲜卑族和汉族通婚，一个血缘上的融合过程也全面展开了。请注意，这不再是政治意义上，而是生命意义上的不分彼此，这是人类学范畴上的宏大和声。
由此我要从更深邃的层面上来揭示造就大唐的秘密了：大唐皇家李氏，正是鲜卑族和汉族混血的结晶。
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都是鲜卑人。李世民的皇后也是鲜卑人。结果，唐高宗李治的血统四分之三是鲜卑族，四分之一是汉族。（参见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其实，隋炀帝杨广的母亲也是鲜卑人，她和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亲姐妹。她们的籍贯都算是“河南洛阳”。我们记得，这是出于孝文帝拓跋宏的设计。至此我们不能不再一次深深佩服这位孝文帝的远见了，他以最温柔、最切实的方式，让自己的民族参与了一个伟大的历史盛典。
一条通向大唐的路，这才真正打通了。
这条路的开始有点窄、有点偏、有点险，但终于，成了中国历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大道。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听说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的山麓上发现了一个俗称“嘎仙洞”的所在，一位考古学女教授刮去洞壁上的一片泥苔，露出石碑，惊喜地发现这正是《魏书》上记载的“鲜卑石室”——鲜卑族先祖的祭坛所在，也可以说是鲜卑族的起始圣地。闻讯后我曾三次前往，每次都因交通、气候方面的原因未能最终抵达。当地的朋友奇怪我为什么对一个不大的石洞如此痴迷，我说，那里有大唐的基因。
自然，我还会去。
四
通向大唐之路，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
云冈石窟在山西大同，龙门石窟在河南洛阳，正是北魏的两个首都所在地。北魏的迁都之路，由这两座石窟作为标志。
我很想对它们做一点描写，好让那些过于沉醉于汉族传统文化的人士有一点震动。但是我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放弃，因为在云冈和龙门之前，文字是不太有用的。手边有一个证据，女作家冰心年轻时曾与友人一起风尘仆仆地去瞻仰过一次云冈石窟，执笔描写时几乎用尽激动的词，差点绕不出来了，最后还是承认文字之无用。她写道：
万亿化身，罗刻满山，鬼斧神工，骇人心目。一如来，一世界，一翼，一蹄，一花，一叶，各具精严，写不胜写，画不胜画。后顾方作无限之留恋，前瞻又引起无量之企求。目不能注，足不能停，如偷儿骤入宝库，神魂丧失，莫知所携，事后追忆，亦如梦入天宫，醒后心自知而口不能道，此时方知文字之无用了！
冰心显然是被重重地吓了一跳。原因是，主持石窟建造的鲜卑族统治者不仅在这里展现了雄伟的旷野之美，而且还爽朗地在石窟中引进了更多、更远的别处文明。
既然他们敢于对汉文化放松身段，那么也就必然会对其他文化放松身段。他们成了一个吸纳性极强的“空筐”，什么文化都能在其间占据一席之地。他们本身缺少文化厚度，还没有形成严密的文化体系，这种弱点很快转化成了优点，他们因为较少排他性而成为多种文化融合的“当家人”。于是，真正的文化盛宴张罗起来了。
此间好有一比：一批学养深厚的老者远远近近地散居着，因为各自的背景和重量而互相矜持；突然从外地来了一个自幼失学的年轻壮汉，对谁的学问都谦虚汲取，不存偏见，还有力气把老者们请来请去，结果，以他为中心，连这些老者也渐渐走到一起，一片热闹了。
这个年轻壮汉，就是鲜卑族拓跋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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