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凡说：“他是个聪明人，生意越做越大。可是偏爱往政界钻，我不喜欢。他当了十多年省政协委员了，也不嫌厌烦！”关隐达说：“做生意的，有顶红帽子，好办些。他当年没您支持，生意只怕做不得这么大。”陶凡说：“我也没什么具体支持。多半是他自己拉着虎皮当大旗。”
关隐达叹道：“有人讽刺说，中国的经济学，就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因为政治同经济太密切了。您当年只是替舒培德的图远公司题写了招牌，他的生意就兴旺发达了。他能成为西州头号民营企业家，省政协委员，应该说都搭帮您。一块招牌，竟有如此神奇功效，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
陶凡说：“事情的经过你都知道，我当时的用意只是为了推动民营企业发展。”关隐达说：“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如果是现在，哪位领导替企业题写招牌，中间文章就大了。”陶凡脸色阴了下，不说话了。他不想说得太实了，没意思。最近西州很热闹的事，陶凡也毫不关心。关隐达好像从来没听陶凡提起过孟维周的名字。陶凡当地委书记那会儿，孟维周才大学毕业，跟着张兆林屁颠屁颠地跑，傻乎乎的什么也不懂。陶凡心里要是装着孟维周，简直有些滑稽。
关隐达也从来不同陶凡提过孟维周，免得尴尬。“隐达，我最近有些相信宿命论了。”陶凡突然停了手，没头没脑地说。关隐达问：“为什么呢？”陶凡说：“可能是老了吧。我回忆自己经过的很多事情，看似偶然，其实都是必然。我当年用干部时，心里隐约感觉有的人不太对劲，想往上爬就贴着你。但是又想，我是为国家任用干部，又不是为自己培养门生，就放下这些念头。后来果然印证了我当时的感觉。有些人，品质就是不行。”关隐达插言道：“人上一百，各样各色。”
陶凡接着说：“现在一想，好像干什么事．都有种神秘的预兆。再比如，当年你参加地委办书法比赛，写了首张孝祥的词，《念奴娇·洞庭清草》。我就想小伙子怎么选了这首词呢？这可是贬官的牢骚之作啊！张孝祥是故作旷达，其实满腹苦衷。后来你不怎么顺，在县里调来调去好多年，同古时候的贬官差不多。我就想起这事来了，心想未必冥冥之中有什么主宰着人类？”
关隐达笑道：“我现在不是很好吗？我扎扎实实干自己份内的工作，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我也没有别的野心了。说到底，不过是为了谋生。”陶凡点头说：“淡一点好。但人生就是一张纸，一捅破，就什么意思也没有了。你吃的是国家俸禄，就得好好儿替老百姓办事。什么叫事业？现在这些人，只把头上的官帽子看作事业。”关隐达没想到陶凡今天会讲这些话。老人家退下来多年了，从来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也许人越老，心里就越寂寞，过去很多事情都涌来眼前了。妈妈喊吃饭了。翁婿俩洗了手，回屋里去。
陶凡每餐都喝杯黄酒，关隐达也陪着喝上一杯。陶陶已说过多次了，要请个保姆照顾爸爸妈妈，可老人就是不肯要。陶凡退下来后，只想清静些，就把保姆都辞掉了。吃过晚饭，稍坐会儿，陶陶就说要回去了。她每次都想多陪老人说说话，可通通得学习，只好早早动身。
出了小院，关隐达说：“走大路吧。”他猜走小路说不定就会碰着下山来拜码头的。尽是熟人，见着不好。
有幸坐上财政局长这把交椅的，不是市委书记的铁哥们儿，就是市长的大红人。王洪亮是代市长万明山的把兄弟，西州无人不晓。
孟维周想，王洪亮既然想去证券公司，自然先同万明山商量过了。他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再说王洪亮平时在孟维周面前也常走动，还算个聪明人。
最近又是关键时期，孟维周想同万明山尽量默契些。万明山自从上次去省委党校学习半年回来，就经常喜欢用个词：动态平衡。大概是他听哪位教授说的。万明山的知识体系中，所谓动态平衡，可能是最高构成。他同孟维周的关系就是一种动态平衡。他多数时候都听孟维周的，有时也暗自叫叫板。他手下有好些死心塌地的兄弟，却又经常要他的兄弟们多同孟维周联系。他知道哪几个位置自己可以安排，哪几个位置得孟维周说了算。
万明山长孟维周十岁，光是县委书记就干了十二年。像他这种资历的人，能同孟维周面子上过得去，已经很不错了。西州有些干部感念张兆林、宋秋山和周一佛，他们任用干部放得开，提拔了很多人。孟维周就是张兆林重用的，万明山却是宋秋山栽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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