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看到父亲的身影。
她顺着轨道望向车站，看见一个高高的男子站在窄小的月台上。他跳了下来，跑过来迎接她。
他将她一把搂入怀中，紧紧拥抱她，松开，狠狠在她嘴上亲了一下，然后温柔地吻她。“等一会儿，汉克。”她嘟囔道，心里十分高兴。
“嘘，姑娘，”他捧着她的脸说，“我想在哪儿亲你就在哪儿亲你，就算是在县政府大楼的台阶上我也不管。”
这个有权在县政府大楼台阶上吻她的人是亨利· 克林顿，她从小到大的朋友，也是她哥哥的至交。当然，他要一直这么亲下去，就亲成丈夫了。爱你想爱的人，嫁则嫁你的同类——一句她从骨子里认同的格言。亨利· 克林顿和琼· 露易丝是一类人，在她心中，这并不是一句击碎浪漫爱情的残酷格言。
他们手挽手走过铁轨，去取她的手提箱。“阿迪克斯好吗？”她问。
“今天他的手和肩膀在发病。”
“这样的话他就不能开车了，是吗？”
亨利伸出右手，半握着拳说：“他只能握成这样，没法握紧了。他的手犯病时，只好由亚历山德拉姑姑帮他系鞋带和扣纽扣。他连剃须刀都握不住。”
琼· 露易丝摇摇头。她虽然已经过了去怒斥老天不公平的年纪，可还是太年轻，没法安然接受父亲身患重病的事实，总免不了一番挣扎。“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你知道没有，”亨利说，“他一天服用四千五百毫克阿司匹林，只能这样。”
亨利提起她沉重的手提箱，他们一起朝车子走去。她不知道等到她日复一日忍受病痛的时候，她会如何自处。肯定不会像阿迪克斯这样：倘若你问他感觉怎么样，他会如实相告，但他绝不诉苦；他的脾气始终如一，所以要想搞清他的感受，你必须开口问他。
亨利发现他的病情，只可能是出于偶然。有一天，他们在县政府大楼的档案库查找一份土地产权证，阿迪克斯用力抽出一本厚重的抵押契据簿，突然脸色煞白，簿子掉到了地上。“怎么啦？”亨利问。“风湿性关节炎。你能帮我捡一下吗？”阿迪克斯说。亨利问他有多久了，阿迪克斯说六个月。琼· 露易丝知道吗？不知道。那他最好还是告诉她。“要是告诉她，她会上这儿来设法照顾我。对付这病的唯一方法是别让它打败你。”这个话题就此打住。
“想开车吗？”亨利说。
“别傻了。”她说。虽然她的驾驶技术还不错，但她讨厌操作任何比别针更复杂的机械：室外用的折叠椅令她深感恼火；她从未学过骑自行车或使用打字机；她用简易的鱼竿钓鱼。她最喜欢的休闲活动是打高尔夫，因为它的基本要素只包括一根杆子、一个小球，还有心境。
看亨利驾驶那辆汽车轻松自如，她不禁妒火中烧。车是为他服务的，她寻思道。“是动力方向盘吗？自动挡？”她问。
“那还有假？”他讲。
“哦，假如每个装置都‘熄火’，你就没法换挡了，那会怎样？到时你就麻烦了，不是吗？”
“但不会每个装置都‘熄火’的。”
“你怎么知道？”
“这就是所谓的信念。过来。”
对通用汽车的信念。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
“汉克，”过了一会儿，她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他们俩之间一个老掉牙的笑话。一道粉色的疤痕，从他右眼下方起，延伸至鼻翼，然后斜着划过他的上嘴唇。他的嘴唇下面有六颗假的前牙，连琼· 露易丝也无法哄他拿出来给她看。他戴着这副假牙从战场返回家乡。一个德国人用枪托对准他的脸猛击下去，没别的意思，只是为了表达自己在战争结束时的不快。琼· 露易丝觉得这是编出来的：现在打仗都有远程枪炮、B—17轰炸机、V型飞弹这些的，所以亨利和德国人不大可能短兵相接。
“好吧，宝贝，是这样，”他说，“我们下到柏林的一个酒窖里。大家都喝多了，打起架来——你喜欢听可信的事，不是吗？那么，你愿意嫁给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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