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农民在我国人口构成中的最大比重与农村的长期落后，使“三农”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的关注焦点。“农业稳，天下安”、“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等一系列类似于口头禅式的政治术语，形象地点明了“三农”问题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性。但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长时期的重视城市发展轻视农村，加上农村自身的诸多困境，导致进入现代化征程中的农村问题不断涌现和积累。而作为直接观察与表现现实境况最为便利的一种文体，散文恰当地承载了写作者的乡村现实观感和特定情感，及时地记录了这一时期的乡村社会。
以批判性为主导倾向的此类写作，通过写作者的亲身经历和在场体验，真实记录和表现了此种境况中的农村、农业与农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三农”概念有着丰富的政治学、社会学内涵，但本文以这三个对象为主题来展开论述，并作为本文的逻辑支撑，并非进行文学—社会学之间的往返证明，而是根据具体文本的表现对象进行抽离，呈现作者的观察角度、叙述方式、问题意识以及情感表达、价值判断，以更好地切近这些散文写作的观察角度和写作者的表达意图，同时在此前提下观照这些文本在审美艺术上的得失。
一、农村形态
进入1990年代以后，农村开始了现代化的征程。这种转变是深刻的，影响波及整个农村的方方面面。在此背景下，乡村原有的生活环境、方式、秩序纷纷失去了规范和调整人们思考和行为的效力，难以在现实生活中为继。乡土社会在摇摆不定中跌跌撞撞地前进着，显得有些盲目，令人不安。
南帆的《村庄笔记》以对比方式呈现了乡村由往日的生机勃勃到如今的溃败颓唐这一变迁过程。作者记忆中的村庄是热热闹闹的，“当年乡村的天空仿佛更开阔一些，阳光里有很多稻谷的气息。暮色苍茫，归鸟漫天，田间的青蛙和草丛中的爬虫鼓腹长吟，世界一片嘈杂”。当多年后重新进入村庄的时候，却发现“村庄不再有泥土的气息和晒谷场上的稻香，不再是扁担压在肩上的痛感和灌一肚子凉水躺在树荫下的惬意——那些道具般的老街背后不会有任何沧桑的记忆”。这里没有烟火气息，田园的空间受到了挤压，村民对土地不再感到亲近，借用旅游业拯救乡村也只是徒劳。种种迹象都在无声地说明着农村的颓势似乎不可避免，“如同过度耕种的田地不再肥沃，乡土文化正在渐渐地干涸”。
如果说这是外在的观感体验的话，那么更多的写作者通过对乡村内部的深入考察与描写，详细揭示了乡村的时代变迁以及如今的遭遇。他们把一个村庄或家庭作为具体的观察样板和表现对象，以实录的方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角度达成对这一时期农村现状的呈现，对现代化过程中农村与乡土文化的命运进行思考，并作出个体的回应。面对新的写作对象和基于不同的写作观念，这些散文在表现样式上出现了新变化，值得我们注意。
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显然是一个隐喻，“从梁庄出发，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形象”，意在揭示中国乡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形态。重返故乡，现实与记忆的对照激发了作者的深重忧虑：“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了民族的累赘，成了改革、发展与现代化追求的负担？从什么时候起，乡村成为底层、边缘、病症的代名词？”作者以自己的走访观察为线索，在父亲及同村人的讲述中，勾勒了梁庄的历史，同时从环保、教育、政治、道德等多方面细致入微地呈现了梁庄的现状。在这部标榜为“非虚构”的长篇叙事散文中，我们看到了乡村里不断上演的一幕幕悲剧，也看到了一代人的艰难境遇。
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也有由小见大的意味。这部随笔集是由发表在报刊杂志的专栏文章结集而成。专栏的专业性与连续性、报刊杂志的公众性和对话性以及随笔的思想性等多重特性相互联结，使这部随笔集沟通了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在轻松坦诚的叙事口吻和表现氛围中不无对历史和现实的叩问。作者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为观察角度，取借外国经验作参照，对中国乡村的现实困境展开了全面的讨论，呈现了一个世纪多以来中国乡村的历史演变痕迹，但落脚点显然是在农村的当下及未来。
王磊光的《近“年”情更怯》原是在一次论坛上的演讲稿，后以“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为题，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具体梳理了当下农村的现象：人与人之间联系的弱化；动员农民的力量减弱；结婚早龄化、离婚率高、物欲追求高等不良倾向；知识在农村的倍受轻视。面对这些现象，作者感慨“农村的日常生活充满着深刻的悲剧”“现代生活是一种让人心肠变硬的生活”“往往看得越多，对乡村的未来越迷茫”。
这篇文章后来收入《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返乡笔记》，与之一起的还有若干篇关于乡村生活的描述。这些文章以实录的方式，从不同角度真实描绘了乡村的时代图景。作者的忧心与悲愤从中自现，展示了一位青年学人的乡土情怀，但同时也能够看得出他的悲观与无力，如他所言“我写下这本书，也许同样是对着风呼喊吧”，不过尽管“风把我们的话吹走了”，但这种呼喊的勇气与担当值得肯定。
此外，著名学者王晓明的《L县见闻》以及鲁顺民、韩少功等人的散文创作也值得关注。他们的写作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是就某一领域的具体问题做出自己的观察、描述与思考，在写法上明显地带有报告文学式的观察视角和表现方式。
由上可见，农村正在多种势力的共同参与下不可避免地改变着自身的模样。这些写作者以不同的方式进入农村，又以不同的写作形式呈现农村，充分呈现了处于变动不居状态下的乡村社会，同时也展示了散文这一文体的灵活性和可塑性。
二、农民境遇
乡土社会的核心毋庸置疑是“农民”。他们是当下农村变化的参与者、亲历者与承担者。他们被卷入时代的洪流中，被不可知的力量推动着往前走，看似有了更多选择的机会，却也因此失去了以往的宁静、安稳。以农民为写作对象，既有写作者自身的体验和经历，更多的则是取自周围人的经历和遭遇，反映时代变迁下农民经历的各种悲欢离合与辛酸坎坷，传达自己的感触与震动。这些被书写的农民，具有符号化和象征性等特征。与其说是以某一个为主体来展示他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面貌，毋宁说是通过这一个来展示一个群体、一个阶层在这个混乱不清的时代中的艰难境遇。
黄灯博士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在2016年春节前夕广泛传播，受到多方关注。这篇文章以自己亲人的亲身经历为描写对象，以一个家庭的沉浮变迁为范本，展现了一代农民的艰难挣扎。作者由哥哥嫂子的婚姻说起，得知“美貌和帅气在农村的婚配关系中，其权重远远不能和经济条件、家庭地位相比”，揭示了农村婚姻的实际情形；接着写到这个家庭的平和因为四姐夫的破产与妹妹的出家而打破，陷入窘迫之中，婆婆一蹶不振进而中风，公公也因此变得木讷。父母外出打工造成对子女教育的疏忽，子女继续重复父辈的路，“结婚、生子、外出打工、制造留守儿童，就成为了事实上的轮回”，种种症结如恶性循环般，环环相扣且互为因果，这些或可视为底层农民初遇现代性后的苦果。
这个普通家庭的遭遇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虽然作者说她“不过以一个亲历者的见闻，以一个农民儿媳的身份，记载我与他们之间偶遇的亲人缘分”，但在客观上达成了“进入公共视野”、获得“在场经验的见证性”以及“历史化的可能”，使一代人的遭遇定格了一个时代，成为这个时代的脚注。
乡村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疼痛，或许是无可挽回的命运。但如果并非完全由于乡村自身因素使然，那么附着其上的诸多偏见、误解和猜测，使乡村越来越处于被动而无奈的境地。它们仿佛一张张醒目的标签，在标示了乡村的同时也遮蔽了更多，使这块土地在自身的窘迫之外有了更多“人为”的瑕疵。
阎连科的散文集《高寿的乡村》把写作的视角定格在这些“人为”的瑕疵上，试图祛除偏见，呈现更为真实清晰的乡村形象。作者既含情脉脉地表达乡村的宁静美好，又言之切切地揭示乡村的“疑难杂症”。在这部散文集中，作者发挥了善于叙事的特长，又增添了说理的特色，显得畅达明朗。《短视说》批评了社会上常见的多认为农民短视的现象，认为这有着贴标签式的先入为主与歧视。农民之所以“短视”，是因为看到的正是他们生活视阈之内那些零散而不可轻视的事项，与生活息息相关，而“忧虑生活之外的远大，必须要有那份供他忧虑的闲暇”。
与阎连科有意揭示出造成农民某些固定形象的外部原因不同，杨献平等人的写作则正面观照了农民自身内在的弱点与局限。
如河北作家杨献平的《生死故乡》中，底层民众之间的朴素、善良、真诚已经荡然无存，充盈在他们身上更多的是狠毒、猜忌、防范与欺诈等人性之恶。《张刘家往事》《金戒指》《后事》《灰故事》等文，揭示了农村政治的腐败、农村青年的婚姻危机、农村治安的混乱无序、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等乡村中的种种明疾暗症。“我的这一些文字，首先是人的，而且关乎大时代下如草芥之人群的生存史和精神史。人世间的阳光雨露总是自然赐予他们的，而他们，在得不到任何尊重与尊严的卑微生存当中，却总是以各种方式对同类进行刀子一样的践踏与剜割”。
山西作家毕星星的散文《另一种的乡野》呈现的也是乡村的另一幅模样。作者起笔写道到人们对乡村的既定想象“常常是炊烟袅袅，温情扑面”，接着陡然转笔，“当年乡下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坏，现如今，乡村也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好”。作者通过叙述发生在乡间的报复、破坏、杀害、偷盗等众多事件，表明了农村以及村民的复杂性，试图以此说明“自古以来，乡村当然不是一块美德的沃土，乡野却也不只是一种颜色。多少邪恶在这里生根发芽，长成铺遍山凹的连片罂粟花。”
这些书写从外部层面呈现了农民所遭遇的种种困境，又从内部层面揭示了当下农村的道德伦理困境，展现了农村的社会文化变迁。
三、农业形势
近些年来，随着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农业种植成本的加大，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方式开始走向没落，这无疑是乡土社会走向衰败的又一有力佐证。写作者有感于这一社会现象，纷纷对之进行实录描写，表达个人的担忧和呼唤。写作者的担当和勇气当然值得肯定，不过这些散文的艺术成就不高也是事实。
湖南作家刘鸿伏的《父老乡亲哪里去了》写自己回到家乡时，感到“凄清和落寞”，曾经充满生机的村庄如今已是萧瑟凋敝，“村庄就像一部古旧的农书塞在山缝里，只有岁月的风在无声地翻弄”。作者因此发出一连串的叩问。他所熟悉的人，为了生活，远离故土，在他乡为生活而奔波，独自承受着委屈。周大新在《再爱田园》一文中梳理人们与田园之间的关系，用形象的比喻描述了如今人们面对田园的态度：“最初，人们只是不再关心田园里的收成，收多收少与己无关；后来，是像男人不再心疼自己女人一样的不再疼她，任其贫瘠荒芜；再后来，开始对她厌恶甚至有了恨意；最后，像那些对妻子不忠的男人一样对她开始了背弃和逃离”。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随后，作者对改善这种情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从散文艺术角度来看，这篇文章并不精致，在语言上和形式上都显得贫乏，称之为一种乡村现象扫描和梳理或许更为合适。
这个意义上，陈家恬的散文写作就值得人们关注。他的散文集《日落日出》被称为“农事散文”，“日落日出”隐喻了农民的职业特征，同时也交代了他们的劳作方式。随着时代迁移、社会转型，如今这样的生活方式都已经从现实中隐退，成为一种追忆和想象。他以细致紧密的叙事方式，把乡村记忆落到实处，从而为散文写作提供一种新的样式，也为写作者用文学方式组织日常经验提供了一种示范。
在《田园荒芜》一篇中，他表达了对农业现状的担忧，“往年这个时候，通往果园的山路，早已修理过，光溜溜的，脚印清晰可辨，绝不会被两边疯长的野草吞没，也不会有这么多蛛丝纵横交错，拉着警戒线似的，叫人畏缩不前。”他甚至在文中使用列数据、作比较等自然学科的表现样式，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和感受，梳理了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如农药费贵、人工费上涨等因素造成了生产成本高，而生产效益却持续走低，农民往往入不敷出、得不偿失，于是纷纷放弃农业生产，走出乡村，寻求另一种生活。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所遵循的法则，农业在投入与产出已经无法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求，因此走向衰败其实也是必然。
农业的衰微有着复杂的历史、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写作者若仅仅在情感上进行宣泄或召唤，在现实面前，只怕是显得空洞而又无力。
结 语
整体来看，本文所探讨的这些散文呈现出如下特点：第一，长篇叙事性散文的出现，容量的增加是为了话语表达的便利，得以全面、细致地描绘乡村图景；第二，强烈的现实关怀，写作者既客观地审视乡土世界的变化，又有着非常强烈的情感流露；第三，多种文体的出现，如非虚构、笔记、报刊随笔、报告文学等，文体具有承载话语的功能，所以话语表达的可能性与文体变革的必要性有着密切关系；第四，现代传媒的介入，既影响了这类文章的存在形态又影响了它们的传播方式及传播范围，有效地扩大了散文与社会之间的联系；第五，写作方式的新闻化倾向，这主要体现在写作者更倾向于对乡村社会进行描写与实录。
在表现外部世界时，我们“必须承认内心想象的世界和外部现实世界的差异，这是散文审美本体研究的起点，也是散文避免功用的前提”（蔡江珍：《散文本体论研究的限制》，《当代文坛》2003年第06期），而这些写作实践，受到了现实乡村境况的影响和制约，从而放逐了写作者的个人情思和想象，也就难以在艺术上有更大成效。
如何有效地呈现乡村社会现实状况，同时展示散文的审美特性，使读者在获得真实的社会信息同时，也能感受到散文的艺术之美，应当是这些散文写作者继续探索的。
公众号：pcren_cn（长按复制）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