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老人家走了，我在场里拱地排车]
1976年，吉林天降陨石，唐山大地颤抖，巨星陨落，天地为之动容。1月8日，周总理逝世；7月6日朱委员长撒手人寰。下半年，大白天在太阳旁边蓦的出现一颗很亮很亮的大星。有人说，那是下凡的一颗巨星要重新回到天上去，与日月同辉；天体异象，昭示人间要有一场变故。
整个秋天，人们在惶恐中度过。
夜晚，村子里的人聚集在宽敞的场里。不愿在屋外露宿的人家，把两个酒瓶嘴对底地摞起来，一旦有什么动静，好往外窜。村干部在大喇叭里传达上级发下来的防震知识，一遍又一遍。王收花拽着两个儿子逃到场上的时候，满场人惊恐地瞪大了眼睛。王收花家的猫把摞在一起的两个酒瓶撞翻了，王收花以为地震降临了。
9月9日下午，全村人聚在场里。事先有通知说，要有重大新闻在这个时间播出。有人小声嘀咕：许是老人家没了？随即招来义愤填膺地呵斥：不许混编乱嚼，老人家怎么会没了？他没了，大家怎么办？空气里酝酿着不祥的躁动。三点，喇叭里终于传来沉痛的噩耗：老人家于9月9日零点10分逝世。天塌下来了，顿时哭天喊地，整个小山村和全国人民一样笼罩在悲痛的气氛中。
地球停止了运转，人们不知怎样才能活下去。
接下来是各种悼念活动。1976年，刚入学几个月，我并不能真切体会大人们痛不欲生的生活。当我们被吆喝着招集在一间大教室里的时候，我正在校园里（也就是生产队的场）拱着一辆地排车。破地排车闲置在场的一角，早已不用了，成了我们课间做游戏玩耍的工具，我吃力地拱着地排车在院子里转，身上已是汗浸浸了。老师跑过来给我一记耳光：老人家没了，你还有心思在这里玩耍。一个耳光差点把我六岁的泪花搧出来，泪花在眼眶里打了几个转。委屈地憋回去。
教室里挤满了人。有限喇叭里传来一片不成声的哽咽。乡里的追悼会通过有限喇叭传到千家万户，也传到我们的教室。全乡32个自然村的支书在小喇叭里轮流缅怀伟大领袖的丰功伟绩，一个个如数家珍，泣不成声，悲痛欲绝。我们最关心的是我们村里的发言。单大运还没发言，就哭得昏了过去。这可以从喇叭里的一阵混乱声里推测出来，主持人喊着单大运的名字，要他节哀，要化悲痛为力量把老人家的丰功伟绩表述出来。喇叭里还有搀扶的声音。我们都被感动了，教室里跟着有了抽噎声。
就在我现在的校门口，乡里用松柏扎起灵棚，全乡两万多人口全聚集在这里，再一次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很多朴实的农家妇女穿上孝服，按照乡里送葬的风俗，惊天动地哭喊着，追诉着老人家给山里人带来的恩泽。此情此景，石头也要落泪。
小雨一直不断，有人说那是老天爷感动的泪水，据说，那天全国各地都下起了雨。
[1980年，爹把一把耩子扛回家]
峨庄的改革开放，比小岗村晚了两年。小岗村的村干部和十几户农民按手印立下大包干秘密协议的时候，单新良还在大喇叭里招呼社员往大南谷挑粪。１９８０年９月，７５号文件，一个很重要的文件，传达下来。爹打理了八年的菜园歇菜了。爹好象没有什么反应，揣着袖子在园子里转，整整一个下午。然后，爹拍拍鞋上的土，卷了铺盖回了家。
那牛呢？羊呢？还有栏里饲养的猪。爹回家的时候，这些统统不见了。牛在月光下的反刍，羊被蛇咬的伤口，老母猪难产的痛状，——，爹再熟悉不过。爹大半辈子的经历，仿佛一夜间，被涂抹得干干净净。
场棚露着天，椽子檩条被人拆了，有用的扛回自家院子里藏起来，没用的劈了当柴烧。
生产队散了。
爹在场里转悠，倒背着手。几个光滑的碌碡七歪八倒，散落在场的各个角落。秸秆垛上躺着一把散了架的耩子。一把没人要的耩子。就像被人遗弃的孩子。爹把它扛回家。“找个木匠，修理修理，就可以耩麦子谷子豆子了。”爹自言自语。
我家有了属于自己的地。地有三类：能水浇的，半山腰的，山顶上的。水浇地耩麦子，山腰地种杂粮，山顶上耩谷子。爹扒着他的土，刨着他的地，薅着他的草，这是爹一年的作业。爹用汗水在他的作业本上认真地打着√或者×。
１９８０年，我家分到三棵柿子树（有两棵是同别人合伙的），一棵软枣树，两棵杏树，一片香椿树，三十棵花椒树。
后来，爹在自己的山地里又栽了好多树。
好多年里，这些树是我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1985年，9月10日，一个人哭的记忆]
还在初二的时候，石志友说，我们考淄博四中吧？我说，四中是咋回事？我不骗人，在石志友和我商量考学之前，我真不知道我的读书是为了什么。反正人家读书，所以，我也要读书。读书的尽头是什么，我没考虑过。爹，还有我娘，也没有说过。现在想想，爹娘和我的眼光一直没有延展到峨庄嵧以外。
掰棒子的一个中午。明晃晃的热气，裹在身上，潮湿，闷热，瘙痒，粘乎乎。镰刀砍棒子的声音喀嚓喀嚓。我二哥说，考高中，上大学，就回不了峨庄。瘙痒钻到心房，像虫子爬。我明白了石志友的意思。而那时，我并没有觉得峨庄有什么十分得不好。再后来，我二哥，总没提起升高中的事情。我知道，升高中会花很多钱的。那些花椒树们支付不起我读高中的费用。
两年后，石志友升入山东工程学院，毕业后，分到齐鲁石化。我升入师范，然后，回到峨庄。从此，我和他就像坐在跷跷板上，他坐在高的一头，我坐在低的一头。我始终平衡不过他。
我考师范的时候，教师不是个热门专业。人家都绕着它走。在峨庄人本能的意识里，臭老九的帽子在那个年代还支棱着半边“孩子王”的翅子。而我绕不过去。
和教师的缘缘，或许是个宿命。我二哥当过一星期的民办老师。爹说的。一星期后，我二哥被拽回村子，干了支书。一干三十多年。顶替他的那个老师，现在一个月开到四千多，可我二哥，每月也就是几百元。我唠叨这些，是想告诉你，教师作为一个相对比较吃香的职业，是在１９８４年之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早上一起床就忽然想到老师应该有自己的节日。”这是教师节的最早创意人中科院院士王梓坤教授说的。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９日，王教授把在这个想法告诉给《北京晚报》，１０日，《北京晚报》刊出《王梓坤校长建议开展尊师重教月活动》，引起读者强烈反响。１２月１５日，北师大钟敬文、启功、王梓坤、陶大镛、朱智贤、黄济、赵擎寰联名，正式提议设立教师节。１９８５年１月２１日，人大九次会议作出决议，将每年的９月１０日作为教师节。
当时，我读初三吧，大概。我们放了假。第一个教师节，是应该给老师们留点大喘气的机会。1985年的峨庄，是没有几家饭店的。即使有，也容纳不下几十口子人来。班主任把我们几个听话的、学习差不离的留下。教室里的桌子排成长方形。大盆小碗，满满一桌。我第一次看见老师们放肆地伸手划掌，吆五喝六，东倒西歪。羊肉的膻气，莱州泉的酒气，各种说不出的味道混合起来弥漫在峨庄上空。
晚上，陶老师坐在接待室的沙发上，醉眼朦胧。我和他是临村，我必须在他酒醒后，和他一起回家。这是我班主任嘱咐过的。陶老师打开电视。播音员正在和气地向全国的教师祝贺节日。大概说到老师们很辛苦的时候，陶老师放声嚎啕。——吓了我一跳。——感到很矫情是吧？不对。陶老师说，三十年了，没有人说我辛苦，你听，薛飞和邢质宾说我辛苦了，有人说我辛苦了。
很多好端端的句子被他嚼得稀巴烂，在他没有章法的嘴里，横歪竖躺。
那个晚上，我知道了陶老师的三十年民办教师生涯，知道了他的家徒四壁和那个十年里斗和被斗的经历，知道了一些说出来不合适宜的黑色故事。这些故事，足以使一个大男人光着膀子在雪地里疯子般地嚎啕。
[1989年，张着干渴的嘴巴]
1989年，6月到9月，我没记得下过一场雨。庄稼，树木，石头，所有极不规则的梯田以及场院里的鸡狗鹅鸭，都张着干渴的嘴巴。玉米的点种拖了一个节气。点种玉米都是到几里外的机井里挑水。焦波的一张摄影，轰动了淄博。画面上排起的长龙，全是盆盆罐罐，还有排队等水的人群，标题是“雀峪在呼唤”。我一直以为，绿赛尔矿泉水水源地选在了雀峪，肯定与焦波的那张摄影有关。除了上班，我们都投入到抗旱中去了。地里干得冒烟，庄稼的叶子都焦了。他娘的，这个干燥的1989。
爹在井口，我在井下。沿着井壁下来，穿过一条横道，有一个坑。岩壁渗出的水珠，积攒到坑里。我用舀子把水舀到筲里，然后，爹拔上来。挑回家去，撒上石灰。——石灰能把浑浊的水澄清。这一年里，我家的创举是，我先洗刷，然后是爹，再然后是娘，全家人共用一脸盆水。
爹站在1989年的田野里，一片迷茫。桑园里泛着惨白的光。爹的肩膀在干燥里肿胀。刨坑，撒种，浇水。一担水，二十个坑，等待二十个种子发芽。
1989年，到底是如何结束那场干旱的，是下了场大雨，小雨，还是不大不小的雨，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反正是到了秋分的时候，玉米棒子还泛着青绿，玉米粒能掐出水来，就收割了。误了一季，不能再误一季，得赶紧抢种小麦。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适宜。耽误不得。
这一年，注定要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第一年参加工作。一场大旱。一场风波。天气的干燥催生了急躁的情绪。我的还在大学里读书的同学，已经走上城市的街头。电视里轮翻滚动播出那场风波的进展和动向。我守着黑白电视，盯着里面的激烈和紧张。电视里的新闻成了我们谈话的主要议题。当然，作为旁观者的身份，我们的心相对平和。我们最焦急的是干旱，干旱是1989年对爹娘的最大挑战。
[[1997年，一个村庄的消失]
海上房的消失似乎一夜间。趁我们没注意，海上房悄悄退场了。如果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峨庄的山岭呈现两种颜色。山腰以上，接近山顶，是深褐色。爹说，早先的时候，这里是一片汪洋。呈现深褐色的地方是露出的小岛。我们的村庄是原来的海底。这种说法，无从认真考究，我们就相信着。这么说，海上房的位置，你就可以想象了。
海上房，我去过两回。都是老早的事了。
初中二年级吧，清明节。约了几个同学爬马鞍山。翻过海上房去马鞍山最近。在山下，你是看不到山顶上有一个村庄的。转过一个山头，迎面一片绿坡，鸡拉屎似的散落着几户人家。榷檀、红叶、荆柴、流苏，等等。海上房就在这绿的丛里趴着。那时候，在一团美丽的绿里，我看到的是新奇和希望，没有想到它十几年后的消失。
第二回。参加工作后，现在市政府秘书处的赵主任约我到海上房去。赵主任的老家就在那里。那时侯，他的爹娘还没有搬到城里去。他爹采了嫩花椒，炸了，当酒肴。那是我在海上房住得唯一一个夜晚。风刮过，让人联想到村庄下的山沟里是否有野狼或者其他生灵的跋涉。我侧着耳朵，似乎能听到它们的脚步。透过窗棂，我能看到天上的星星点点。海上房是峨庄离天最近的地方。那一夜，我对海上房有了好感
我几乎每天早上都到桥头上吃早点。吃早点的人当中，有一个不是峨庄打扮的老汉引起我的注意。在峨庄，按时买早点的人中，大体上有三类：机关人员，事业单位人员，学生。这个老汉都不是。老汉买了六个蒸包，五毛钱的豆汁，提溜着朝村子里走去。我问卖蒸包的青年，青年说，淄川城里的，退休的老两口，在村里买了三间草屋，夏天在村里住，冬天回城里住。
在我老家，十年来只有两个青年在村里结婚。你到村里去，看到的基本上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青年呢？或者在外打工，或者直接搬到城里去了。他们狠很心跺跺脚，把自己的根撇在乡下，峨庄最终将会成为他们无法恢复的记忆。
公众号：pcren_cn（长按复制）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