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把我惹烦了，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他：到底打算不打算出版我的小说？
“他一听，着慌了，支支吾吾地嘟哝了两句，然后声明：他个人不能决定这个问题；我的作品还需要由编委会其他成员过目，具体地说，就是要由文学批评家拉铜斯基和阿利曼①以及文学家姆斯季斯拉夫-拉夫罗维奇过目。他让我过两个星期再去。
①此人的姓氏阿利曼与古代拜火教中所说的恶的本原——黑暗与罪恶之神阿利曼（亦称安赫拉曼纽）相同。
“两星期后我去了，接待我的是个年轻女子，她的两只眼都快要凑到鼻子上了，准是因为经常撒谎的缘故。”
“她姓拉普雄尼科娃，是编辑部的秘书！”伊万笑笑说，他对于客人如此愤慨地描述的那块天地十分熟悉。
“也许是，”客人说，“就这样，我从她手里取回了我的小说原稿。它已经被弄得很脏，而且相当散乱了。拉普雄尼科娃讲话时极力不看我的眼睛，她通知我；编辑部的存稿已足够今后两年用，因此，出版我的长篇小说，用她的话说，‘已无必要’……”
“您问我后来的事还记得些什么？”大师用手搓着鬓角喃喃地说，“对，我记得凋落在小说书名页上的红玫瑰花瓣和我的女朋友那双眼睛。是的，那双眼睛我记得！”
伊万的客人的叙述越来越不连贯，越来越闪烁其词，往往欲言又止。他谈到了什么斜雨，地下室里的悲观失望情绪，还讲到他后来又去过一些别的地方。他极力压低声音恳切地说，说他丝毫也不埋怨她。是她推动他去斗争的，但他并不埋怨她，不，不埋怨！
“我还记得，记得那张可憎的报纸附页。”客人嘟哝着，用两手的手指比划着那附页的大小。从他那语无伦次的叙述中，伊万猜到：是另外一位编辑从“大师”的小说中摘了几章在报上发表了。
据客人说，没过两天有一家报纸就发表了批评家阿里曼的批判文章，标题是；《编辑卵翼下的敌人》。文章作者指责伊万眼前这位客人利用编辑的麻痹和无知，企图把颂扬基督耶稣的私货塞进我们的报刊。
“噢，这事我记得，记得！”伊万叫道，“不过，我忘了您的姓名！”
“算啦，我再说一遍，别再提我的姓名，它已经没有了，”客人说，“问题不在于我姓什么。过了一天，又有一家报上登出了署名姆斯季斯拉夫-拉夫罗维奇的文章，文章作者要求：对于贩卖‘彼拉多私货’、妄图把这类私货塞进（用的又是这个可诅咒的字眼儿——‘塞进’）我们报刊的那个勾画圣像的家伙一定要给以打击，要坚决打击！
“我被‘彼拉多私货’这个词吓呆了。可我翻开另一份报纸一看，那上面竟然有两篇文章：一篇是拉铜斯基写的，另一篇署名‘恩-埃’。实话对您说吧，跟拉铜斯基这篇文章比起来，前边提的阿里曼和拉夫罗维奇那两篇简直可以算是开玩笑了。我只说说拉铜斯基文章的标题，您就会明白了，那标题是：《猖狂的旧教徒》。我聚精会神地阅读着报上批判我的文章，竟没有察觉她不知不觉地站到我面前了（我忘了关门）。她提着一把还在滴水的伞，拿着些淋湿了的报纸，两眼喷射着火焰，两手瑟瑟抖动，而且是冰凉冰凉的。她先是扑过来吻了吻我，然后便敲着桌子用嘶哑的声音说她一定要去毒死这个拉铜斯基。”
听到这里，伊万仿佛难为情地哼聊了两声，但什么也没说。客人继续讲道：
“从此我们的日子就毫无乐趣了。小说已经写完，再也无事可干，我们两人只有终日坐在炉旁那块小地毯上观看炉里的火光。顺便提一下，这时期我们分别的时间比从前多了。她常出去散步，而我呢，像从前不止一次发生过的那样：性格发生了奇怪的变化……我突然交了个朋友。是的，是的，您想想看，我这个人平素很不喜欢交往，有个讨厌的怪毛病：很难和别人接近，不大相信人，疑心重。可是，您想得到吗，尽管这样，还是总有个意料不到的人会钻进我的内心深处。这个人突如其来，表面上说不出什么道理，可我就是最喜欢他。
“这不，就在那个该死的时期，我记得是在一个爽朗的秋日，我们小院的栅栏门打开了。她当时没在家。进来一个男人，他到楼上去找我的房东办什么事。然后他下楼来，走到小院，不知怎么很快便和我认识了。他自称是新闻记者。这人一下子就使我产生了极大的好感，甚至，您想想看，现在我回忆起来还有些想他呢。后来就越来越喜欢他了，他时常到我家来。我了解到：他是单身，住在附近，住房和我的差不多，不过，他嫌窄小，等等。他从来没有请我到他家去过。我妻子对他非常反感，但我总为他辩护。她就说：‘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不过，我告诉你，他给我的印象可是十分讨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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