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身后事
楚些
从昨晚到今天早上,我所在的中原小城迎来了第一场小雪。街道和楼群因此斑驳起来,中午时分,翻阅微信朋友圈,得知著名诗人余光中先生于今日在台湾离世,享年89岁。内心有所感,但还不至于潸然。
不到两个小时,在各种媒介上,就遭遇了来自文化人群体趋于两极的态度,尤其是在诗人群体之中,意见与观点的对立特别鲜明。紧接着,关于他的作品,关于他与台湾本土几位学者文人的交集,以及过往的一切,皆汹涌而来。传媒时代下的信息增量,使得个体的私密很难有藏身之所。这让我想起《楚门的世界》中的楚门,一个被观看的角色设定,决定了他的生活360度无死角,而楚门最后的逃离与凄楚,如同波涛翻卷间的一叶扁舟,那么地触目惊心!
寒冬时节,一位老人,一个文学前辈的逝去,当然令人悲伤,满屏的哀思,也是人之常情。在这里,我不想就其在台湾乡土文学论战时的行为展开辨析,也对其在两任“蒋总统”逝后呈现的颂诗保持缄默,至于告密与人品间的关联,也非本文论述的主题。汉代的杨雄所言的心画心声说,钱钟书所阐发的巨奸做忧国语的观点,皆指向文品与人品间的裂缝式存在。回到余光中先生逝后的公众反应这个事情上来,我觉得致敬和悼念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诸多人惯性地越界行为,即遵照人死为大的原则,无限夸大对象的事功,并迅速地为其加冕分封,这种人为的运动,不仅仅发生在余光中身上,几乎成了一种惯性行为。这个时候,谈谈他在文学上本来面目,实在很有必要。
余光中先生无疑是位时代性的文学符号人物,时代性本身就意味着局限性。台港地区,琼瑶,金庸,三毛,余光中,皆是这样的时代性人物,他们的影响力过于蓬勃,往往遮盖了作品之本体。百年文学史上,类似的时代性人物还有戴望舒,杨沫等人。余先生的长处在于其写作时间的绵延,所谓著作等身是也!虽然有左手写散文,右手写诗歌的美誉,也有广为天下传唱的诗歌、散文文本,不过,客观而言,其诗歌成就,别说难以媲美于狄金森、里尔克等人,就是在新诗序列中,与其同代的艾青、穆旦两人,在诗艺上,他也是比不上的。而散文上,他与前面的林语堂、梁实秋二位有明显差距,与同代人中的汪曾褀,也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有大陆作家曾赞誉其作品中的文化气象与传统积累,今天看来,不过是得其形而忘其神尔!过度堆砌使得其散文作品如同山间石屋,而汪曾祺先生回忆西南联大的散文系列,则是真正的青石板路,有跫音破空而来。以我多年的散文阅读经验看来,他的散文有着两个明显的毛病,一是主观性太强,符合刘勰为文而造情的判断;二是语言上不节制,漫漶之处太多,画面感与场景的精细意味被破坏殆尽。尤其是后者,在汉语传统中,如果语言上不节制,基本上就意味着难以进入一流作家的行列。莫言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愿意用所有作品换鲁迅的一个短篇。散文也是如此,当代散文作家中,没有几位作家有勇气敢于陈述,用自己的所有作品,置换不到一千字的野草题辞。如果让文学的事情回归文学的话,我认为在艺术本体上去客观评价一位作家,是最好的尊重,而封圣则是羞辱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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